一、特赦国民党战犯，毛泽东嫌公安部气魄太小，华国锋决定倒光所有的口袋
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指示特赦国民党的战犯。他写道：“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
华国锋说：毛泽东对情况非常熟悉，他自己提了一个很长的名单，问哪个人关在什么地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了如指掌。解放战争是毛泽东指挥的，哪个战役俘虏了什么人，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凡是毛泽东问的人，华国锋都派人去查了，有的早已特赦。查清情况后如实汇报。
建国后从1959年到1966年春共特赦了6批战犯，释放后，头面人物在政协当文史专员，大部分当工人、农民，在街道干杂活，由当地派出所管理，回农村的生活费每月最多15元，因为当时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很低，烈士、工伤的遗属在农村抚恤金也就8元。当然比他们在监狱的生活差。“文革”爆发后，毛泽东说：这场革命是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停止特赦是顺理成章的事。“文革”中，否定了17年公安工作路线、方针、政策，战犯改造工作概不能免。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挨斗百次以上，原来的经验被批为“投降路线”，“施仁政”。1968年春抚顺、济南、西安战犯管理所被军管。1969年管理所的干部集中下放到农场劳动、办学习班。新来的管理人员怕犯错误，对战犯“要狠点，态度要硬点，说话声要高点，离得要远点”。管理水平大为下降。最使战犯头疼的是每天接待外调。外调人员硬要战犯按照他们的口径写材料，否则“车轮战”、“疲劳战”，受到训斥，甚至打骂、侮辱。即使这样，因为“文革”规定不准冲击监狱，监狱生活反而比社会上安全。特赦人员陈长捷不堪忍受批斗而自杀，沈醉等主动要求回到监狱。虽然物质待遇减少，生活水平下降，毕竟生活安定，衣食无虞，在押者安心改造，不少人利用这段时间学习、阅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随着战犯年龄增大，生病者增加。各管理所对有重病者没有急救治疗方法，对其他犯人也无紧急防治，只说不让这些人过早死掉，以便挤出“活材料”。有的医生也不敢也不愿给他们看病。
毛泽东提出特赦战犯，周总理也很重视这个工作，在病中找华国锋谈话，了解情况。华国锋责成公安部收集在押人员的当前思想动态，编成简报上报。建国25年，这些战犯关了25年，大都六七十岁，年老体弱，每年都有自然死亡。12月12日，周总理在简报上批示，要公安部开列全部在押战犯名单，以便在四届人大后特赦战犯。他同时通知中央统战部、中央调查部配合公安部工作。统战部派童小鹏参加，调查部是部长罗青长参加。
晚年毛泽东与华国锋会面时的场景
公安部预审组的同志会同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的战犯管理部门日以继夜的工作，将战犯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被捕（俘）年月和地址、判刑的时间、改造中的表现、身体状况，一一列表说明。12月23日，周总理在临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之前，看了公安部所送来的战犯名录后，指示公安部尽快分类进行准备工作，以便在人大讨论后送党中央、毛主席审批。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战犯的释放营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这一举措，正是华国锋同志担任公安部部长后所着手实施的首要任务。
在一个夜晚，华国锋莅临公安部各单位的办公场所，与全体同仁亲切交流。自李震不幸离世，清查过程中那些提出意见的同志们被压制，导致部内各单位的主要领导大多由军方干部或造反派出任，而资深公安人员参与较少，即便参与也多担任副职。因此，这些同仁大多被安置在后方或一侧的位置。华国锋主动走过去与他们握手，并展开交谈。
华国锋同志指示公安部详尽列出战犯的姓名、年龄、籍贯、所任职务、被捕（俘）的具体年月、判决执行时间、政治表现以及健康状况，并据此编制成详尽的名单。随后，需将这份名单打印成若干份，确保每位与会者人手一份，以便于大家能够依照周总理的指示，进行开会研究。华国锋同志本人将亲自主持此次会议。直至四届人大会议圆满结束，他才得以腾出时间来处理此事。
华国锋就任副总理一职后，肩负的工作日益繁重，接待外宾的次数也显著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75年，华国锋便接待外宾近百次。与此同时，他还需参与政治局会议。每天，他于上午9时或10时起身，在家中审阅文件、处理国内事务。午后，他便会前往人大会堂或紫光阁，接待来访的外宾。傍晚时分，他则需出席政治局会议，研究战犯问题的议题往往得延至晚上10时之后才能着手。若当日午后事务较早结束，且晚上无会议安排，他便会提前到达，与参会同志一同在中南海的小食堂共进晚餐。四菜一汤，六人围桌而坐。他与同志们同席而坐，边用餐边交流。干部的级别不论高低，餐桌上所食相同，然而所付费用却有所差异。当时，13级干部以上被视为高级干部，需支付的费用较多；而13级以下则相对较少。全国工资水平分为11个地区等级，湖南的工资级别相对较低，华国锋的10级工资为199元，而北京的10级干部工资则为209.9元。
本次会议于中南海第四会议室举行，与会者包括公安部的高级干部施义之等，以及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副院长曾汉华、统战部负责人童小鹏，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以及总政治部的主要领导。负责预审局具体事务的工作人员则位于后排就座。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讨论战犯名单，对于军队干部和造反派而言，相关信息显得颇为陌生。然而，姚伦自1946年起便投身审讯工作，对战犯的情况了如指掌，仿佛数来便是一串串熟稔的名字。华国锋随即邀请姚伦从后排移至自己的身旁，一同参与讨论。
华国锋审视着战犯名单，逐一点评每位犯人的案情，发现其中记载存在误差，随即予以更正。会议结束后，预审局的同事们立即着手整理，重新打印出更正后的名单，并迅速分发给各位与会人员。
在详细了解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之后，我们再进行分类讨论，明确哪些人符合特赦条件，哪些人则不适宜特赦，并详细阐述理由。华国锋同志主持会议，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将各自的想法毫无保留地提出，并对其进行反复比较和研究。临近中午十二点，食堂精心准备了夜宵，确保每位与会者都能品尝到一份。
多次会议往往延续至深夜。随着年龄的增长，江华体力不支，夜深时总会小憩片刻。连续二十余夜的会议，华国锋深知与会者的辛劳，因此偶尔会安排播放电影以稍作休息，观影后会议继续。会议常在黎明前才宣告结束。在一次会议中，华国锋注意到调查部出席的是副部长熊向晖。散会后，两人在院子里偶遇，华国锋便询问：“罗部长为何缺席？”“因病未能出席。”“他住在哪家医院？”“阜外医院，那里有调查部的公费医疗。”华国锋听后，立刻在台阶上坐下，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下便条，递给了熊向晖。这张条子使罗青长得以入住北京医院。华国锋对干部的关怀，让人深受感动。
经过深入的研讨与反复考量，公安部草拟了一份名单，并据此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第七次特赦事宜的专项报告》。该报告建议对其中13人维持监禁状态，不予特赦，其中包括周养浩和谢代生在内。
公安部的报告经周恩来审阅后，送到杭州。2月27日，毛泽东在杭州看了公安部的报告和准备在人大常委会的说明后，做长篇批示：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等地，至于战犯，不知是否遗漏了相关信息？
在释放战犯之际，应当举办一场温馨的欢送仪式，邀请他们共享一顿丰盛的餐宴，其中不乏鱼肉佳肴。每位战犯将获得100元人民币的零用金，确保他们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我们不应施以强迫性的改造。
算了，强迫改造不好。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我们处决了那些为非作歹的地主恶霸，若不这么做，百姓们心生恐惧。对于这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民众们不解其为何应被惩处，因此，我们选择了一个也不杀。
气度狭隘，未免过于拘谨。区区十五元，竟不足以容纳十三人的欢送，更别提举办一场盛大的欢送会。众多同仁具备才能，理当投身于工作之中。对于那些年迈多病者，理应提供医疗服务，使他们如同我们的干部一般得到妥善治疗。他们放下武器已二十五年之久了。
毛泽东指示“都放了算了”，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事情一下子变得简单了，不必再研究如何分类处理。
毛泽东关于释放战犯问题的意见
华国锋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感到主席气魄大，胸怀广阔，毛泽东就是要放民愤大的。因为放这样的人对社会震动大。
华国锋先召开公安部核心组会议，传达毛泽东批示。然后火速在中南海召集会议。参加的有公安部施义之、姚伦，统战部童小鹏、调查部兼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罗青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副院长曾汉华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新华社和外交部的领导，研究落实方案。
首要任务是确保无遗漏地执行释放所有犯人的命令。华国锋强调：大家必须深刻理解这一指示，并仔细核对战犯的名单，切勿有所隐瞒。他特别询问施义之：“名单上的所有人是否都已包括？你口袋里是否还有遗漏，必须彻底清空，绝不能遗漏任何一个。”施义之回答：“我的口袋已经清空，名单上的所有人都已列出。”
华国锋亲自查阅相关材料，确认此次释放的六名战犯名单与1959年首批特赦时上报中央的战犯总数856名完全吻合，无一遗漏。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统战部童小鹏等人亦均表示核实无误，华国锋这才放下心来。
为了万无一失，华国锋说：会后，公安部与解放军总政治部一起查明在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被俘的战犯及处理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查明后，华国锋如实一一报毛泽东。
在清查在押人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中包括原国民党中将级军官赵自立等25位本应予以释放的起义投诚人员。经中央批准，我们先行释放了这批人员，并落实了相关政策。
华国锋随后提出了下一个议题，即研究召开全国“四长”会议的相关事宜。“四长”涵盖了各省的公安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以及民政局局长。鉴于特赦和战犯安置均涉及这四个部门，本次会议特别规定，特赦人员的管理工作将由统战部负责，与公安部门实现完全分离。这与之前六批特赦人员的管理模式有着显著差异。为确保工作顺利开展，必须确保相关人员充分理解毛主席的指示精神。
经集体商议，决定为每位成员每月发放100元津贴，此数额与先前特赦的显赫人物所享待遇相当。这一数额甚至超过了北京地区17级国家干部的待遇，后者相当于正科级。由于多年未调整工资，许多处长和局长实际上仅享有17级的待遇。
人手一套新制的服装发放到位，至于颜色，由于囚服一贯是黑色，众口一词选择了蓝色。至于款式，众说纷纭，有的偏好中山装，有的倾向于军便服。华国锋提出：“那就采用军便服的样式吧！”众人纷纷赞同。最终决议，每位成员的服装需根据个人体型量身定制，确保合身适宜。
从1974年12月23日周总理审阅名单到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批示，名单人数由323人减为318人，又死亡5人。每次开会，华国锋都叮嘱施义之，在特赦之前不能再死人了，尤其是黄维，他是这次特赦中地位最高的，是国民党第12兵团中将司令，要采取一切措施不能出任何问题。施义之通知抚顺、北京、西安、济南4个管理所要有专人负责战犯的生活和治病。但是谁也不能打包票，因为他们多年患有各种疾病，高血压、心脏病。而且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天遂人意，从2月27日后没有再出现新的死亡。
3月5日，首都举行了四长会议，议题聚焦于两项重要内容。首先，决定释放25名自愿起义并投诚的人员；其次，着手为所有即将特赦的战争罪犯开展全面的组织、安置与宣传工作。与会人员共计300名，其中包括各省公安厅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以及民政厅厅长，此外，中央各部委、总政治部、总参谋部，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机构亦派代表出席，此乃一场规模宏大的会议。会议由华国锋同志亲自主持。
大家都住在前门饭店，前门饭店顿时热闹起来。首先，华国锋做报告宣传了毛泽东指示和特赦战犯的部署。阶级斗争紧张了9年，终于看到缓和的这一天，与会者个个拥护，发言踊跃，保证做好工作。思想高度统一。华国锋规定，每天情况简报要报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领导同志。会议10日结束时，由施义之作总结发言，明确特赦工作的意义和落实会议的具体做法。会议结束的当天公安部预审局电话通知辽宁抚顺、山东、陕西三地，指名起义投诚人员要在第二天（11日）到达北京，由中央统战部接待、安置。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看到简报，也很满意。
二、293名特赦战犯住进前门饭店，10人要回台湾，成为蒋经国的烫手山芋，世界瞩目，毛泽东很满意
1975年3月17日午后，华国锋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本次特赦涉及的战犯总数达到293人。其中，国民党军官占219人，党政人士21人，特务人员50人；伪满洲国战犯2人，伪蒙古自治政府战犯1人。至此，所有在押的战争罪犯均已得到妥善处理。
秉承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于此次特赦释放的所有在押战犯，我们赋予他们公民权；具备工作能力的，将为他们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身患疾病的，将得到与我党干部同等水平的治疗，并享有公费医疗待遇；丧失劳动能力的，我们将负责其生计；自愿返回台湾的，我们将提供充足的路费，并给予便利，若他们日后愿意返回，我们也将表示热烈欢迎。在释放之际，每位战犯将获得一套崭新的制服及一百元人民币的零花钱。随后，我们将他们召集至北京，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将亲自接见，并设宴款待。仪式结束后，还将组织他们参观和学习。
全部释放战犯，表示中国共产党和平的意愿。西安事变后，1937年国共为实现第二次合作进行谈判，当时共产党提出的一个条件就是释放政治犯。“政治犯”就是国民党从1927年后逮捕、关押的共产党员。要合作，国民党要表示诚意，要释放政治犯。解决台湾问题是毛泽东晚年的主要的心愿，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看到祖国统一。国民党没有提出要求，毛泽东决定特赦战犯，而且一个不留，不问改造程度，无条件地全部特赦。这是抛向蒋介石、蒋经国的一个绣球。
“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这个政策早在1956年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二届19次会议上就宣布过。那时海峡两岸硝烟未散，就是回去了，蒋介石也不会放过。所以没有人提出回台湾的要求。现在则不同，第一，中美关系改善，尼克松访华，中日恢复邦交，1971年联合国通过了驱蒋案。世界各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已达99个。台湾的外交连连受挫，空间越来越小。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政策有利于改善海峡两岸的关系。第二，美国这个世界人民头号敌人的关系都可以改善，和台湾关系改善更不在话下。战犯们思念亲人，也想回台湾。第三，台湾岛内的情况也今非昔比，发生很大的变化。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享年89岁。随着蒋介石的去世，光复大陆的口号黯然失色。这正是打开两岸关系的契机。
孙子兵法曰：“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毛泽东是一个战略家、军事家，永远掌握主动。虽然他身患重病，还可以出此奇招，令对方猝不及防，真伟人也。
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对所有在押的战争罪犯实施特赦，恢复其公民权利。此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执行。19日，《人民日报》正式发布了特赦的公告，该消息在国内外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
19日的清晨，抚顺的战犯们齐聚大食堂，聆听广播的声音。当“释放所有在押战犯”的喜讯传入耳中，众人的心中涌起了难以置信的激动，他们未曾想到，在有生之年，自己竟能重获自由。同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抚顺、济南、西安、北京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盛大的大会，公布了特赦名单，并派发了特赦释放通知书。抚顺的特赦大会于俱乐部举办，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庄严宣布：“现在，我正式宣布，‘抚顺战犯管理所’已撤销，即日起更名为贵宾招待所；‘战犯’这一称谓也将不复存在，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我们的同志，先生！”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被特赦的战犯们心情澎湃，纷纷表达了对党和政府宽大处理的感激之情。
22日，293名特赦战犯从抚顺、济南、西安、北京的战犯管理所来到北京的前门饭店。“四长会议”的300人左右在这里刚结束，就住上特赦的战犯。可见共产党对释放后的战犯是一视同仁，说到做到。
23日的午后，北京饭店的大厅内灯火辉煌，自从人大会堂落成之后，这里就鲜少举办如此高规格的宴会。整个会场洋溢着喜庆的气氛。293名获得特赦的释放者们悉数到场，他们身着崭新的蓝色军便服，面容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与久违的老友热情问候。大厅中回荡着欢声笑语。参与接见与宴会的，除了中央、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外，还包括前六批获特赦的全国政协委员和在京的文史专员杜聿明等人，李仙洲更是特地从山东赶至。此外，还有此次特赦的黄维等人的家属们。
叶剑英元帅、华国锋同志，以及吴德先生，还有政协副主席茅盾先生和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同志，一同步入会议大厅。特赦对象全体起立，现场掌声如雷，气氛激动人心。
叶剑英元帅在会议中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了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他强调：“获特赦的同胞们，若置身于北京，尽可步入工厂、深入农村、探访学校，……你们对旧社会有着深刻体会，不妨回顾往昔，审视今朝，对这两种社会、两种制度进行一番比较。”他继续阐述：“短短二十余年间，我国人民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转变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若继续努力，再过二十余年，必定能在本世纪内，将我国打造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大家务必与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同为这一宏伟目标不懈奋斗。”
会议气氛庄严、热烈，高潮迭起，场面动人，催人泪下。黄维、文强代表特赦人员发言，他们说：“我们过去维护万恶的旧制度，疯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国拖到了绝境，罪恶滔天。今天我们被特赦释放，获得新生，并给予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可能。我们一定不忘共产党的恩情，决心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十分激动，一边念稿子，一边带头喊口号。会议达到高潮。
宴会的情况简报及时送给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很满意，决定再给每个被释放人员增加200元钱，100斤粮票。现在最低生活费是300多元时，人们想不出当时200元的购买力有多少。那时，中国工人绝大多数是二级工，因体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轻重工业、工种不同，在北京地区工资只有35.5到43元不等，学徒工第一年只有十几元。那时的200元至少相当于现在的2000元。而许多地区一个农民一年的口粮是430斤，还是带皮的原粮，100斤粮食可以够五口之家吃一个月的。
会议落幕之后，获特赦人士纷纷参观游览，与亲友相聚，前门饭店内人流如织，气氛热烈。4月2日，北京的系列活动告一段落，众多特赦人士被分往全国各地进行安置。而前门饭店仅留下了十位有意返回台湾的特赦者，他们分别是王秉铖、周养浩、王云沛、蔡省三、段克文、杨南邨、张铁石、赵一雪、陈士章、张海商。这些特赦者的亲属均居住在台湾。鉴于此次宣布的是来去自若，无需透露任何原因，仅需报名即可获得批准。
4月13日，这十位人士满怀喜悦地踏上了南行的航班。翌日，他们从深圳抵达香港，受到了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的热情接待，下榻于兰宫饭店与帝国酒店。在忙碌于接受记者采访的同时，他们纷纷拨通了在台湾的子女和旧部的电话，告知他们已抵达香港，不久便能与家人在台湾欢聚一堂。他们的行踪、言论随即引发了海峡两岸的热切关注，也成为了全球舆论的焦点。
毛泽东看到各方报纸的报道、评论，十分满意，自然对主管此事的华国锋更加信任。
7月14日，毛泽东在和江青谈文艺政策调整时，特意谈到此事说：“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三、华国锋同志亲自主持，推进了对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的释放与安置工作。他宣布，将彻底摘除这些人士头上“反革命分子”的标签，恢复其公民权利。此举在国际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
华国锋在公安部的一项重要举措，便是解救了在押的美蒋武装特务，并对那些因历史罪行被判刑、经改造后刑满释放，并在劳动改造单位继续工作的原国民党县团级及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进行了妥善安置。
特赦决定释放所有在押战争罪犯，这一举措在国际国内引发了巨大的反响。毛主席闻之，心情愉悦，随即指示公安部对关押中的美蒋武装特务予以释放，并对因历史罪行被判处监禁、经改造刑满后留在劳动改造单位工作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实施释放与妥善安置。
在押的美蒋武装特务数量相对有限，经过调查，共发现95名武装特务及49名特务船船员，他们大多自浙江、福建沿海登陆。公安部据此撰写了《关于处理在押美蒋武装特务的请示报告》，详述了案件情况并提出了处理建议。这些武装特务被关押于浙江的劳改农场以及广东的监狱之中。8月16日，中共中央及毛主席批准了该报告。
如何将这些人员遣返回国？途径香港显然不安全，台湾方面也不愿接纳他们。大多数人员均表示希望返回台湾，船员们均为台湾籍。于是，决定采用船只将他们送至公海。在9月22日，司法机关宣布，对被羁押的95名美蒋武装特务和49名武装特务船船员实施全部宽大处理，释放出狱。至此，自1962年至1965年期间被捕获的所有美蒋武装特务及武装特务船船员，均已得到妥善处理。
10月8日，分两批进行释放，共计60名美蒋特务及其武装特务船上的船员。在福建厦门，他们被送上木质船只，随后我们的机帆船将他们拖曳出海，穿越中流。当机帆船解开缆绳后，顺风而行，船只迅速抵达金门。金门的海滩上矗立着许多水泥柱子，国民党方面派遣小船将他们接引至岸。我们为每人准备了丰富的物资，包括食物、饮料、点心和手表，然而，他们一踏上陆地，就被国民党士兵悉数没收，并被拘禁起来。这一切，我们通过望远镜看得一清二楚。同一天，5名宽待人员从广东深圳出发，途径香港返回台湾。
对因历史罪行被判处监禁、接受改造，以及刑满后留在劳动改造单位工作的前国民党县团级及以上党政军特务人员，涉及人数众多，情况亦颇为复杂。1950年，在镇压反革命的行动中，我国共逮捕了数十万人，其中罪孽深重的被判处死刑，多数人则被判刑入狱。1955年，在内部肃反运动中，又肃清了4万余名历史反革命分子。二十余年的时间流转，绝大多数刑满释放者已重返社会。随着社会状况的巨大变迁，不少刑满释放者面临家属不接受、无立足之地的情况，因此选择留在劳改农场就业。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公安部部署各省进行了数月的调查，最终查明全国共有1.4万余名此类人员，他们因历史罪判刑被关押改造或刑满后留在劳动改造单位工作。8月27日，公安部将这一群体的具体情况及处理建议上报中共中央。
9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批示：
提议全面予以释放。对于无法在本地区就业的人员，应鼓励其转至其他地方寻找工作机会。
邓小平当日批交公安部照办。
1. 对于获宽大释放的人员，将提请当地高级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并颁发释放裁定书。同时，将正式宣布取消其反革命分子的身份，恢复其公民权利。
2. 释放时，每位人员将获得一套新制被褥和内衣，以及100元人民币的零花钱。对于回家安置的人员，将提供足额的路费。
3. 对于转业安置的人员，原则上应回家乡就地安置；对于无家可归但自愿留场（厂）的人员，将由原劳改单位负责安置；而对于愿意前往台湾的人员，将予以准许，并提供相应的便利。
4. 对于刑满留场（厂）就业的人员，将取消其反革命分子的身份，并享有公民待遇。对于已在劳改单位安家的人员，一般不再迁移；回家安置的人员将获得路费补贴。
1975年12月15日至18日，各地司法机关陆续举行了宽大释放大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实现了全部宽大释放。
自1976年初起，释放那些因历史罪名被关押改造、刑满后留于劳动改造单位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的工作，得以圆满结束。同年4月，华国锋就任第一副主席兼总理职务后，随即安排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以及中央统战部于5月26日联合发布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针对那些获得宽大处理、原属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身份者，以及解放后因派遣入境被捕判刑的国民党特务（县团以上级别）等，持续进行清理与安置工作，以确保此项任务得以全面完成。
这次提出的办法，比以前有个突破，就是明确提出：“宣布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给予公民权。”这样就打开一个缺口，连被判刑的反革命分子都可以摘“帽子”，一旦时机成熟时，给右派、地富摘帽子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1976年5月26日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大批三项指示为纲，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华国锋仍然坚持1975年整顿时提出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