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旨夺权，陈伯达。初执掌《人民日报》，日间多寓居于钓鱼台宾馆的14号楼。入夜，常至编辑部，步入为他专设的办公室，埋头审阅重要稿件。他坚持连续发表社论，以引导“文革”的整体走向。
陈伯达此刻身负“中央文革”与派驻人民日报的“中央工作组”两个“组长”的重任，不仅是毛泽东指导下的“文革理论”体系的重要构建者，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方针的关键制订者之一。
自延安时期起，陈伯达便深得毛泽东的信赖，时常被委以宣传重任。然而，即便如此，随后数年间，他的信任度却逐渐陷入危机之中。
1966年8月18日，陈伯达亲自主持了一场盛况空前的百万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此日亦见证了陈伯达人生事业的巅峰时刻。同日，毛泽东主席也首次检阅了红卫兵队伍。
领袖委派陈伯达负责起草并完善“十六条”。
1966年6月30日凌晨2时，毛泽东同志正身处湖南韶山的滴水洞寓所。在庆祝建党45周年的重要时刻，公开发表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稿。信中写道：
来电已悉。深思过后，认为此刻发表该篇讲演并不适宜。待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必有诸多新经验可供参考，届时再商讨是否公开发表亦不迟。王任重同志亦持此观点。此外，烦请告知。伯达、康生、陶铸两位同志负责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二条草案，现计划将其扩充至约二十条。鉴于原草案中部分内容表述模糊，有些条款甚至可以拆分为两三条，以使每条只阐述一事，既清晰易懂，又便于读者把握，我们认为这种调整更为适宜。期待在一周内，在北京进行数次讨论，并据此草拟第二稿，敬请准备两份副本送交给我。
毛泽东所提及的“十二条草案”，实为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拟审议通过的，针对“文革”运动的指导性决定草案，其初衷是拟定为约“二十条”。这一决定，乃这场浩劫的纲领性方针。肩负如此重大使命，毛泽东将之托付给了陈伯达、康生、陶铸等人，其中陈伯达担任了领头的角色。
自六月步入七月，陈伯达身兼数职，不仅牢牢把握着《人民日报》的舵盘，亦全力以赴地赶制着“重要决定”的文稿。该文本起初演变为“二十三条”，终定稿为十六条，并于1966年8月8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获得通过，世人称之为“”。文革十六条的确是“纲领性文件”。
事实上，在1966年5月，一场扩大后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启动。然而，关于如何具体开展这一运动，该通知并未给出明确的规定。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在于领袖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密切关注身处前线的刘少奇，静观其是否犯“错”；另一方面，毛泽东本人对于运动的步骤也尚未完全成竹在胸，只得边走边思，步步为营。《五一六通知》颁布不久，他便指令陈伯达等人着手起草新的文件，以确立运动的指导原则。以陈伯达为核心的团队，亦是在不断摸索、试探、领悟中，逐步将文稿打磨得更加精炼。
陈伯达提前完成“七一社论”定稿。
陈伯达在组织撰写和最终定稿关键社论方面，驾轻就熟，信心满满。
在他亲自审阅并定稿的《人民日报》6月20日的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揭露一切妖魔鬼怪的照妖镜》以及24日的社论《党的光辉照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问世后，陈伯达特意指示将他的修改版印制成单页，分发给编辑们作为学习资料，同时将这两篇社论指定为“学习文件”，要求报社各相关部门组织学习和讨论。
据记载，在“学习”过程中，编辑部众多成员纷纷对自身的思想进行审视，并探讨了自己在运动中认识上的成长。其中，有人感慨万分，指出当前正面临“重塑自我”的课题，必须对过往的一切进行彻底的反思与重新评估。十载光阴流转，人们得以涤荡文革的残余思想，对陈伯达进行批判，揭露其反复要求他人“检查”的行为，这实质上是其操控思想、进行洗脑的手段。
1966年7月1日，标志着“文革”爆发之际，党的诞辰纪念日首次降临。陈伯达提前着手策划，着手撰写了一篇社论，其标题定为《毛泽东思想万岁》。他提前发出通知，明确指出该社论将在次日公开发表，并要求各部门届时组织学习。
《人民日报》1966年7月1日1版
三、在社论中引用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的言论。
本篇社论篇幅超过五千七百字，开篇千余言不遗余力地颂扬了领袖的丰功伟绩。随后，文中引用了刘少奇在延安举行的党的七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强调“毛泽东同志是卓越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者”，并指出其思想的形成与进步“成为我党及我国人民在漫长斗争历程中最为宝贵的收获与最高的荣誉，它将惠及我国民族乃至遥远的未来”。
社论进而阐述道，自建国至今的16年间，我国已与“反党修正主义集团”展开了三次规模宏大的斗争。
一次是与高岗、饶漱石。
二是关于“与一小部分右倾机会主义者，尤其是修正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文中提及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这些“一小撮野心家和阴谋家”公然抛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虽然并未直接指名道姓，但读者不难推断，被批判的对象正是彭德怀等人。
第三次大斗争，是“最近揭发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指彭真。
社论尾部逾千字，依次引用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杰出人物对领袖的赞誉之词，特别是对刘少奇的观点，进行了详尽的段落引用。
《邓小平年谱》中记载，邓小平、陈伯达、康生、陶铸等领导同志共同对社论稿进行了深入讨论。
刘少奇与王光美1948年婚照
4.刘少奇的干预和这篇社论的暗淡
社论对于“三次大斗争”的论述篇幅超过2500字。据《刘少奇年谱》所载，陈伯达亲自领衔组织的此次社论撰写工作，其初稿与送审稿的语气尤为激烈，一开篇便展现出强烈的态度。提及了彭德怀与彭真的大名，随后更添上了张闻天、黄克诚、习仲勋以及罗瑞卿和陆定一的名字。
刘少奇在审阅稿件后，于6月29日致电康生，就《人民日报》的“七一社论”送审稿中涉及点名批评彭德怀、彭真等人的问题提出质疑，并要求康生即刻停止这种未经批准的点名行为。
刘少奇的威望依旧如故，一通电话便将这些名字从名单中除去，使得社论的锋芒有所减轻。
刘少奇在一个月后便成为了“炮打司令部”的核心目标。至于林彪，五年后更是落得一个无处安葬的结局。这正是历史所展现出的讽刺之处。
社论对于“三次大斗争”的阐释不久便显得零散破碎，这主要是因为紧随其后的，是一场更为宏大的斗争。刘少奇的党内地位远超所谓“前三次”斗争的领导者们，他注定将成为党内最大冤案的受害者。
在距离领袖发起“炮打司令部”行动仅剩一个月之际，陈伯达作为当时舆论部门的负责人，难道他对此毫不知情？毕竟他一直以来都对风向异常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