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公开发表的诗词中，共有两首作品采用了《沁园春》这一词牌。其一为《沁园春·长沙》，创作于1925年的秋天；另一首则是《沁园春·雪》，完成于1936年的春天。在这十余年的风云变幻中，毛泽东从湘江之侧迈步至黄河之畔，从一位青年革命者蜕变为我国革命事业的杰出领袖。历经苦难与辉煌，再过十年，抗战胜利后的重庆，在国共两党的谈判期间，毛泽东将《沁园春·雪》赠与柳亚子，那时，中国的未来与命运正站在光明与黑暗的十字路口。从“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激昂，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毛泽东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国家光明的未来，他怀揣着坚定的信念与无畏的勇气。
“我们醒悟了！”
1911年春季，十八岁的毛泽东踏入湘乡驻省中学堂的大门，从而开启了他在长沙长达十三年的学习、工作与奋斗生涯。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他邂逅了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阅读了有关黄花岗起义的报道，激起了心中的无限热血。他曾言：“消息传至湘地，革命志士们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毛泽东便是那群“跃跃欲试”的革命青年中的一员。
长沙革命党发起起义，毛泽东毅然报名入伍。随着清王朝宣布退位，他选择退役，继续投身于学业之中。他成功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然而仅学习半年便退学自学。尽管如此，他在该校留下了一篇名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这篇仅六百字的文章，却赢得了国文教员柳潜长达一百五十字的评语，称其“才气横溢，未来无可限量”，“练就一手出色的文字，自然是伟大的才子，若再加深造诣，其成就将难以估量”。
毛泽东于长沙的湘乡会馆寄居期间，精心制定了一份自修计划，日复一日地勤勉学习，于湖南省立图书馆埋头苦读。在此，他研读了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约翰·穆勒、赫胥黎以及达尔文的著作，并涉猎了诸多外国历史、地理书籍，以及古希腊、罗马的文艺经典。正是于此，他首次目睹了世界地图。知识的积累，拓宽了他的视野。二十余年后，他仍对那段在省立图书馆自修的半年时光津津乐道，认为那对他而言具有极高的价值。
1913年春季，毛泽东成功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翌年二月，四师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合并。由于四师实行春季招生，而一师则是秋季，因此毛泽东在师范学校的学习历时五年半。1918年四月，毛泽东与萧子升、蔡和森等人共同创立了新民学会。同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新民学会成员，为追求赴法勤工俭学的梦想，乘坐火车从长沙出发，抵达北京，这是他首次离开湖南。
毛泽东未曾远赴法国寻求勤工俭学的机会，而是选择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从事工作。据学者考证，他的职务为“图书馆书记”，主要负责对新到书刊的登记以及记录阅览者的姓名。在此期间，他经常向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请教，并积极与新文化运动中的新兴人物交流。他加入了北大哲学研究会与新闻学研究会，并常聆听《京报》社长邵飘萍讲授新闻课程。
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重返长沙，得益于同窗周世钊的引荐，他受聘成为修业小学的历史教师。五四运动的烽火燃起后，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遣邓中夏南下长沙，与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交流北京学生运动的最新动态，并共同商讨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恢复与重组事宜。5月28日，湖南学生联合会焕新成立，毛泽东提出创办《湘江评论》杂志的倡议。7月14日，《湘江评论》正式面世，毛泽东担任主编并担任主要撰稿人。
毛泽东亲笔撰写了《湘江评论》中的四十篇文章，集撰写、编辑、排版、校对于一身，甚至连街头叫卖也由他独力承担。在修业小学的微薄薪资仅能维持一日三餐的情况下，他仍保持着简朴的生活方式。当新民学会的易礼容会员拜访毛泽东时，不禁惊讶地发现他的床铺上布满了臭虫，它们在毛泽东用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横冲直撞，每一只都显得肥硕饱满。然而，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生活却充满了充实与活力，他内心的激情如潮水般涌动，冲破了思想的束缚。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气势磅礴，振聋发聩，令人振奋。
“机缘成熟，世界的洪流愈发激荡！洞庭湖的闸门悄然启动，已然开启！一股浩瀚的新思想浪潮已迅猛涌动在湘江的两岸！顺应潮流，方得生机；违背潮流，终将走向衰亡。”
“啊哈！事已明，我们已觉醒！这天下，属于我们大家。这国家，是我们的国家。这社会，是我们共同的社会。沉默者无以发声，不作为者无以成事。此刻紧迫，民众的团结势在必行，我们应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
诸多篇章于《湘江评论》间流传，被北京、上海、成都等地报刊纷纷转载。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人物胡适撰文赞誉：“《湘江评论》之独特之处，在于其议论之深刻。尤其是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视野开阔，观点犀利，堪称当今之重要文献。”此文作者毛泽东，其投身社会运动的起点便是立足于民众，此乃其一生始终坚守的初心。
皖系军阀张敬尧在湖南主政期间，其恶行累累，罪行昭彰，激起了湖南民众的强烈愤慨。1918年12月6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发起了一场驱逐张敬尧的运动，毛泽东以小学教师的身份，成为了这场运动的领军人物。到了次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抵达北京。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大量关于驱张运动的文字，并在京、津、沪、汉等地的报纸杂志上发表。他的名字频繁见诸报端，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智慧也逐渐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
问大地，谁掌沉浮？
192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逗留期间，特地前往拜访陈独秀，就湖南的改造与建设事宜请教。当时，陈独秀等人正积极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此次上海之行，毛泽东受益匪浅。在与陈独秀深入交流关于“所阅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话题时，陈独秀所阐述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给正处于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关键时期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11月，毛泽东应陈独秀、李达之邀，在长沙负责组织并建立了共产党，并同步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毛泽东创立了文化书社与俄罗斯研究会，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推广。1921年7月，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首届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重返长沙，受聘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席。依托船山学社的场所与资金支持，他成功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同年10月10日，中共湖南省党支部正式成立，毛泽东担任其首任书记。
1922年五月，在中共湖南省党支部的坚实基础上，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应运而生，毛泽东同志担任了书记一职。与此同时，他还肩负起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的领导重任。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湖南工人阶级得以组织工会，捍卫自身权益，并成功发动了罢工运动，此举受到了陈独秀同志的高度赞扬。翌年一月，陈独秀同志决定将毛泽东同志调至中共中央工作，旨在协助他筹备即将召开的中共三大。
于中共三大之际，毛泽东脱颖而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央局委员与秘书。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风起云涌之时，同年九月，毛泽东受中共中央之命，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的身份返回长沙，着手指导并筹备成立国民党湖南省地方组织。在他的引领下，长沙、常德、衡阳等地陆续建立了国民党支部。在此基础上，国民党湖南总支部应运而生，湖南亦随之成为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国民党组织发展最为迅猛的省份之一。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中，毛泽东成功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会议结束后，他被委以重任，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职。当时，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等分别担任各部部长之职。毛泽东则担任组织部秘书一职，并兼任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叶楚伧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三位常委之一，在其余两位常委不在上海之际，实际上成为了上海执行部的最高领导者。
事实上，毛泽东已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核心人物。以他为首的共产党人与叶楚伧等右派之间的斗争已公然展开。当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途经上海时，毛泽东等十四人联名向孙中山呈递了一封信，信中反映了上海执行部的问题，并恳请孙中山派遣人员予以解决。然而，由于孙中山事务繁重且身体抱恙，无暇顾及此事。于是，叶楚伧等人想方设法将毛泽东驱逐出上海。毛泽东也因过度劳累而身患疾病，于12月请假返回湖南休养。
1925年2月6日，毛泽东及其夫人杨开慧携二子从长沙重返韶山冲。趁着休假，他走村串户，深入社会调查，发现湖南的农民群众拥有极高的战斗力。鉴于此，他果断创办了农民夜校。在此基础上，他秘密成立了农民协会，并进一步选拔协会中的积极分子，引导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在韶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支部。
在韶山投身农民运动期间，毛泽东始终将农民的切身利益放在首位。那年的七月，韶山遭遇严重旱灾，田地干涸，裂痕遍布。正值青黄不接、颗粒无收的艰难时期，众多农民家庭粮仓空虚，饥饿困顿。然而，地主豪绅却趁机囤积粮食，哄抬米价。毛泽东紧急召集党支部及农民协会的骨干成员开会，决定发动农民群众，敦促地主开仓，以平价出售粮食。
当地富豪及团防局长成胥生断然拒绝，意图将稻谷外运，企图通过高价交易获取巨额利润。毛泽东闻讯后，即指示韶山党支部书记毛福轩率领数百名农民，彻夜坚守，以阻止成胥生稻谷的运送。成胥生无奈之下，只得开仓平价出售稻谷，其他地主亦纷纷效仿。此事遂成为韶山历史上的著名“平粜阻禁”事件。
成胥生对毛泽东恨之入骨，悄悄把韶山农民运动的情况密报给湖南省长赵恒惕。8月28日，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立即抓捕毛泽东。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看到这封密电，赶忙写了一封信让人送去韶山。毛泽东得信后即离开韶山，由农民护送到长沙。
◆《沁园春·长沙》
九月，毛泽东接到通知，需前往广州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在启程之际，他独自漫步至橘子洲头，面对那寒风凛冽、萧瑟凄凉的秋日景象，岳麓山已被层层叠叠的枫叶染成了火红。湘江之水北流，大小船只穿梭往来，竞相游玩。天地辽阔，心潮澎湃，毛泽东不禁轻声吟唱起一阕《沁园春·长沙》：
秋意渐浓，独立湘江畔，橘子洲头遥望。眼前群山红叶遍野，层层林荫染尽秋色；江水清澈见底，舟船竞发。雄鹰翱翔天际，鱼儿畅游浅滩，万物在霜天中竞相自由。心中不禁感慨万千，仰望苍茫大地，问谁能主宰沉浮？携伴游历往事，回忆往昔岁月的辉煌。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书卷气十足，言辞犀利。指点江山，挥洒文字，曾将尘世豪杰化为尘埃。还记得吗？在那江中击水，波浪翻涌，阻挡不住前行的船只。
即将告别长沙，毛泽东心中思绪纷繁。长沙，湖南一师，那段岁月的辉煌记忆如同烙印般深深刻在他的记忆之中。“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那股“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豪情壮志，如今正以他焕发的英姿，踏上了新的征途，迎接新的挑战。
数今朝风流人物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举行。大会一致通过了继续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以及实施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再次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肩负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重任。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蒋介石密布“通缉共党首要”的命令，毛泽东同志的名字位列其中，排名第十二。自此，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实施了残酷的镇压。至1928年上半年，已有三十三万七千名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英勇牺牲；而到了1932年之前，这一数字更是攀升至一百万以上。
“我无意于在大城市中居住于高楼大厦之中，而是渴望前往农村，与那些绿林好汉为伍。”返回长沙后，在湖南省委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他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在策划湘南武装起义的过程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次起义应与南昌起义有所区别，“我们不应再高举国民党的旗帜，而应竖起共产党的旗帜……国民党的旗帜已沦为军阀的标志，唯有共产党的旗帜，才是人民的力量所在”。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的起义军发动了起义。面对攻城受挫的困境，起义军迅速转向南方。10月，他们抵达井冈山，自此开启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进程，并在湘赣边界实施了工农武装的割据。在这一过程中，斗争尤为艰苦，有人不禁发出了“红旗到底能坚持多久”的疑问。对此，毛泽东在致林彪的复信中给予了回应，并运用诗意的语言，描绘出了中国革命壮阔而光明的未来前景。
那艘航船，正伫立在海岸之畔，遥望远方，那海中隐约可见的桅杆尖头已是触手可及；那轮朝日，屹立于高山之巅，东方天际的光芒已如旭日东升，喷薄欲出；那个婴儿，在母腹中躁动不安，预示着即将破茧成蝶，展翅翱翔。
“我认为，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降职和调动，都具有积极意义，它们能磨练革命意志，调查了解众多新鲜事态，丰富我们的知识储备。我自身便有深刻体会，从中收获了极大的益处。”
1934年10月，受博古、李德所推行的错误“左”倾军事策略影响，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遭遇挫折，不得不启动战略撤退。特别是在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人数从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中共中央在通道、黎平、猴场等地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决定转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地区进军。同时，中央也纠正了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个人专断的做法，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遵义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会议旨在纠正博古、李德所犯的军事路线错误。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三人团被撤销，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亦被剥夺。此举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红军和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一决策挽救了党、红军以及中国革命，并为长征的胜利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重重围追堵截，终获胜利，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一文中指出：“长征的结束，标志着新局面的开启。”这一新局面，即全民族范围内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二月之初，毛泽东与彭德怀共同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主力抵达陕北的清涧县袁家沟。他们在此集结，筹备渡过黄河，东征抗日前线。该地位于黄河西岸，与山西遥遥相对，东临滔滔黄河，西接无定河。一场大雪过后，天地间一片辽阔，山川更显雄伟壮丽。毛泽东沉浸于雪景的遐思之中，心胸开阔，思绪绵延，遂吟咏出《沁园春·雪》一词。
“北国的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遥望长城内外，只见一片苍茫；黄河上下，波涛不再。山峦如舞动的银蛇，高原上奔跑着蜡制的象群，似乎要与天空的造物主一较高下。待到晴朗之日，观看那红装素裹的景色，更显娇艳动人。这江山如此美丽，引得无数英雄竞相倾倒。可惜秦始皇、汉武帝，文采略逊一筹；唐太宗、宋太祖，风华也稍逊一筹。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知道拉弓射雕。往事如烟，那些风流人物都已逝去，我们还是关注当下吧。”
上阕巧妙融合动静与冷暖元素，描绘北国雪景之多彩魅力，借此抒发毛泽东炽热而深切的爱国之情。下阕则转向历史评论，从秦始皇至成吉思汗，毛泽东逐一予以评价。毛泽东特此阐释道：“雪，象征着反抗封建主义，批判两千年来封建主义的反面。文采与风骚，唯有如此表达，须知此乃作诗之道！岂能对这些人进行谩骂？其他解读均属误读。末尾三句，所指乃是无产阶级。”
“无非一念救苍生”
在全民族抗战的烽火中，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游击队共发动对敌作战十二万五千余次，共歼灭日军及伪军共计一百七十一万四千余人，其中日军五十二万七千余人。此外，我军缴获了六十九万四千余支各类枪械，以及一千八百余门各类火炮。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共党员人数增至一百二十余万，人民军队规模扩大至一百三十二万人，民兵队伍则壮大至二百六十万人。在党的领导下，共建立了十九块抗日根据地，总面积达一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亿。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终获胜利，然而对于蒋介石而言，这场胜利似乎来得太过仓促。彼时，国民党军的主力尚远驻西南，调兵遣将的难度颇高。然而，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却意外地占据了接受日军投降的先机。面对这一局面，蒋介石接连发布多道命令，一方面要求中共武装力量原地驻防，不得擅自行动；另一方面，则指令国民党军主力迅速推进，加强战场的控制。此外，他还下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并仅接受国民党军的收编。
完成相关动作后，蒋介石于8月14日至23日，接连三次向毛泽东发出邀请，恳请其前往重庆进行谈判。毛泽东亦针对性地予以三次回复。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地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最终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前往重庆展开谈判。8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言论：
“此举旨在掌握主动。我们必须充分预见到蒋介石可能迫使我们在城下屈服的可能性，然而，决定签字的权利却掌握在我们手中。我党自成立以来，除何鸣事件之外，从未有过轻易缴械的先例。鉴于我们具备实力、全国人民的支持、蒋介石自身的困境以及外界的干预这四大有利条件，此次行动有望解决诸多问题。”
1949年8月，毛泽东与柳亚子相聚。
1936年2月，毛泽东挥毫泼墨，创作了《沁园春·雪》。在此之前，长达十年的岁月里，这首诗鲜为人知。其传播与影响力，直至重庆谈判期间才逐渐显现。毛泽东与柳亚子素来交好，柳亚子因编纂《民国诗选》，特意誊抄了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并请其校正，不料毛泽东却将《沁园春·雪》抄录相赠，柳亚子亦由此得见此诗。
柳亚子览毕词作，不禁赞叹不已，对毛泽东的评价极高，认为他是“中国词坛史上第一流的大手笔”，即便苏轼、辛弃疾亦难以与之匹敌。此词在山城间流传甚广，迅速传抄开来。《新民报》晚刊于11月14日公开发表此词，并在评论中称赞《沁园春·雪》风韵独特，情感丰富，其气势之宏伟更是无与伦比。
“昔日，我国与共党的力量对比，历经多年变迁，已从国强共弱转变为如今国共力量趋于均衡，并正逐步向共强国弱的趋势发展。我党已成为抗日救国的关键力量。”“展望未来数年，若我们能够建立起一支拥有百万至一百五十万规模、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并且能够充分供应粮食和日常用品，而不至于感到力不从心，那么，中国的未来命运将掌握在我们手中。”
自“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至“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再到重庆谈判，历经沧桑风云二十载，中国革命历程充满苦难与辉煌。尽管毛泽东预见到重庆谈判将是一场“不了之局”，但他仍毅然决然地前往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这是基于我们自身的力量、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蒋介石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外界的干预这四大因素，他坚信此次谈判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毛泽东亲自抵达重庆进行谈判，此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深得民心，坚定地把握住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大旗，在政治领域赢得了先机。毛泽东曾言：“此次谈判成果丰硕。国民党认可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并承认了部分民主权利，以及避免内战，实现两党和平共事，共建新中国的共识。”
“我有田地我为主，无规无矩为民谋。重庆官员尽墨吏，延安之地皆似金。炸桥破路求团结，夺城占地为斗争。满城哀鸿血泪满，唯愿一念救苍生。”
面对蒋介石在谈判中蛮横地要求中共割让解放区，毛泽东断然予以拒绝。这是因为解放区的农民拥有土地，他们是真正的主人翁。相较之下，国民党的战时陪都重庆，充斥着贪婪的官员，被称为“墨吏”。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那里是“众志成城，黄土也能变黄金”。政治的清明与人民的自治，使得即便是一方黄土地，也能焕发出无尽的财富。
“抗战胜利的果实理应归属于人民。”然而，蒋介石却公然伸手抢夺胜利的果实。“夺地争城”所体现的，正是为了捍卫胜利的果实，维护人民的权益而进行的斗争。在日寇的铁蹄践踏下，沦陷区满目疮痍，哀鸿遍野，城池血流成河。毛泽东以非凡的勇气赴重庆谈判，这一决定正是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拯救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