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末夏初，新四军第四支队正执行党中央早在1937年12月就已确定的战略部署，向皖东地区挺进，旨在拓展抗日根据地。在此之前，第四支队的部分力量，如特务营、第七团以及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已在参谋长林维先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率领下，于1938年12月至1939年3月间，先行抵达皖东的肥东北等地。
然而，作为支队核心的机关及第九团，却依旧滞留在舒城西蒋冲和舒城东乡一带，迟迟未能东进。为了加速这一关键战略的推进，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亲自过江抵达皖中庐江东汤池，并在那里主持成立了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担任指挥。叶挺与张云逸一道，随即前往舒城西蒋冲，亲自督促第四支队全速向皖东津浦路西地区开进。
就在叶挺、张云逸赶赴皖东青龙厂的途中，一个惊人的急报传来。第四支队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富，竟率领几十名官兵突然叛逃，转投了国民党李品仙部，并且公然在报纸上刊登反共言论。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导致第七团军心大乱，思想混乱，也给原本就异常紧迫的东进战略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叶挺军长随即着手稳定这一突发局面。
两道军令，何去何从
面对第七团叛逃所造成的混乱和部队的不稳定，叶挺军长当机立断，紧急发电报命令尚在舒城东乡的第九团，务必迅速向青龙厂靠拢，以期快速稳定部队，确保整体战略部署不受太大影响。
然而，几乎在同一时刻，一封来自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的命令，却与叶挺军长的指令南辕北辙。高敬亭作为四支队的主要领导，命令第九团及其在无为的第一营，返回舒城西蒋冲的支队部所在地。第九团团长詹化雨，作为高敬亭长期以来器重并曾在其领导下工作的干部，突然间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军长的命令关乎新四军整体的战略大局，而支队司令的指令则直接来自他长期的上级。
事实上，七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富的叛逃，并非毫无征兆。此前，高敬亭便已得知两人生活腐化堕落，时常私吞缴获的钱财，原计划将其撤职。只是由于战事吃紧，才暂缓执行。杨、曹二人深知迟早会遭到严惩，这才狗急跳墙，选择了叛逃。
高敬亭本人，也绝非等闲之辈。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后，他曾独自率领红28军在鄂豫皖边区坚持了长达三年的艰苦游击战争。面对国民党25万正规军和地方民团的重重围剿，他运用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将敌人耍得团团转，被蒋介石都称作“高神仙”。他指挥的部队不仅没有被歼灭，反而从最初的1400余人发展壮大到3000余人，牵制了大量国民党有生力量，有力策应了红军主力的长征。他甚至在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之前，就率先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决议，显示出敏锐的政治眼光。
然而，长期的孤军作战，远离党中央，也使得高敬亭逐渐养成了“一言堂”的作风。他在部队内部，甚至被称作“S反专家”，曾导致上级领导被撤职，也因此让红28军迟迟没有设立军长。这种独断的作风，使得官兵对他既敬畏又恐惧，很少有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
坚定选择，拨云见日
面对叶挺军长的战略性指示与高敬亭司令员的召回命令，第九团团长詹化雨没有犹豫太久。他清醒地认识到，党中央和军首长关于发展皖东地区的大局是重中之重。他毅然决然地率领第九团离开了舒城东乡。
詹化雨选择的方向是叶挺和张云逸军长指定的青龙厂。在部队行军的途中，他向支队主要领导发电报，详细报告了自己的行动。1939年5月下旬，第九团及其第一营顺利抵达青龙厂，切实执行了叶挺军长的命令。
在这样的既成事实面前，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最终也率领支队敦导大队和机关，于1939年6月3日抵达青龙厂。至此，新四军第四支队全员进入皖东地区，成功完成了战略展开，为随后创建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拉开了序幕。詹化雨在关键时刻的果断抉择和行动，在这场充满变数和内部矛盾的东进历程中，无疑发挥了难能可贵的重要作用。
历史的复杂回响
詹化雨在关键时刻对战略大局的坚定执行，确保了新四军在皖东的部署得以顺利推进，其贡献是难能可贵的。而第七团叛逃事件，不仅是新四军东进过程中的一个插曲，更与后来轰动一时的“高敬亭事件”紧密相连——这位曾被蒋介石称作“高神仙”的足智多谋却又独断专行的司令员，最终在1977年才得以获得平反。这起事件深刻揭示了抗战初期，共产党军队在快速发展中，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内部管理挑战以及不同领导人之间权力协调的复杂性。历史的篇章，总是在大势所趋与个人抉择、功过是非的交织中，呈现出其复杂且引人深思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