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一生中难得的良友
宋希濂
1923年我就读于湖南长沙长郡中学，是年冬行将放寒假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国文老师熊享翰先生找我谈话，他说:“我平时看你的作文和言论，富有爱国热忱，现广州孙中山先生派人来长沙招收一批青年去广东受军事训练，你是否想去?”我听了十分兴奋，毫不犹豫地答复“愿意去”。于是他就叫我于某日上午8时去育才中学参加考试。我照熊老师的指示按时去了。参加考试的有100多人，考试科目为国文、数学、历史、地理。当时湖南的统治者是军阀赵恒惕，他是拥护北洋政府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政府的。所以招收学生和考试，只能秘密进行。这100多人都是通过某些关系来参加考试的。在考试时，和我并排而坐的就是陈赓。彼此攀谈，始知他也是湘乡人，曾在湘乡县城东山高等小学毕业(毛主席在这小学读过一年书)。以后到军队里干了一年，又回到长沙进中学的。主考者于考试完后叫我们等通知。大约过了五六天，我被通知录取了，并嘱于某天去育才中学集合，我按时前往，看来所有参与考试的人绝大部分都录取了。一位年约三十左右，身材瘦长的人对我们讲话，大意是:“广州现在是革命根据地，现在由孙中山先生领导，大家抱着爱国热忱，愿意远道去粤(当时粤汉铁路只修通到衡阳，去广州要绕道武汉、上海、香港)，革命政府欢迎你们去，但革命政府还很穷，不能发给路费，需要你们自筹。你们可以分批地走，二三十人一批、十几人一批都可以，可以自行组合，希望能在半个月内动身，到广州后会有人招呼你们的。”这个讲话的人，湖南醋陵口音很重，以后知道他是李明灏(此人在国民党统治时任过师长、军长、军官分校主任等职，1947年投向革命，解放后曾任湖北省副省长等职)。
李讲话完后，大家就在那里进行了初步的组合，我和陈赓、刘进、史书元、萧某(忘其名)等十余人约定一同走，相约于一星期内准备妥当，当时就推陈赓做班长，负责联络及沿途购票、住宿事项。我个人经过和叔父、二哥间的激烈争论，始获得他们的准许，同意我去，并为我筹借了35元大洋作旅费。1923年12月下旬的某天下午4点左右，我们这批穿着学生装的湖南青年，每人带着一个行李包，先后来到了小吴门车站。陈赓把车票发交每一个人，然后陆续上了车。车厢里挤满了人，肮脏污浊，空气很坏，这是四等车，票价较廉，据说是专供穷苦人坐的。5点左右汽笛声不断吼叫，火车缓缓地开动，向北驶去。我们怀着依恋和兴奋的心情，离别了可爱的故乡—湖南长沙。第二天正午到了武昌，随即过江到汉口，住在长江边的一家小旅馆。入夜后，打麻将的僻啪声和卖唱者的歌声以及某些房间透出来的鸦片烟气味交织在一起，真是乌烟瘴气，令人恶心，几乎是一夜不能人睡。
在汉口住了两天，然后搭乘英国的太古轮船公司的轮船东下(当时英国在上海据有租界、治外法权以及内河航行权等)。我们坐的是统舱，即是在船上第三层睡船板，沿途风平浪静，我们一行十余人每天立在船板上饱览两岸风景，真是山河壮丽、田野肥沃，感到十分兴奋，觉得大大地扩大了我们的视野。陈赓曾慨然地说:“我们的祖国是这样的秀丽，自鸦片战争以来，被外国人践踏得一塌糊涂，这些强盗们还想瓜分我国，要叫中国人做亡国奴，我们青年必须努力革命，起来打倒列强和国内军阀。”大家对他的话，感到由衷的赞同。抵达上海后，我们住在靠黄埔江边的一家客栈里，这是一栋中国式的楼房，虽然是属于三等旅馆，倒也整洁清静，较汉口时好多了。我和陈赓、萧某同住一室。上海大部分地方被许多帝国主义辟为租界，所谓十里洋场，表面上看来很繁荣，其实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例如贩卖鸦片、贩卖军火、贩卖人口等等，无不由此而产生，实为一切罪恶的渊数。
我们在上海住了几天，便搭外国船去香港。到港只停留半天就换船去广州，抵穗后住在越秀公园附近的华宁里，这里有十多家客栈，每天住吃只要4角毫洋(大洋1元合毫洋1元2角)。我和陈赓、萧某(以后他没有进黄埔军校，我和陈赓在北京见面时曾谈到他，陈赓说解放后他到湘乡时曾打听过他，无人知道)仍同住一室，每天到公园或街头散步，总是在一起，情同手足。
在长沙招取的一百多人，绝大多数都陆续来到广州，也大多住在华宁里。我们到广州已接近要过阴历年了，直到过了元宵节，都无人来招呼我们，各人所带旅费快用完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办呢?”成了大家主要的话题。有人知道李明灏是在程潜下面工作，而程潜那时是在孙中山的大本营里当军政部长，因此大家商定推三人去军政部找李明灏，陈赓是代表之一，李默庵是一个，另一个记不起来了。他们去了两次才找到李明灏，李答应请示程部长，过了两天，李来到华宁里对大家宣布，自即日起由程部长负责发给每人的食宿费，这才使大家安下心来。大家这才知道是程潜派李明灏到湖南招我们来的，而不是孙中山先生要招的，不免感到失望。但既然远道来到广州，也只好随遇而安，听其自然发展。到2月下旬，李明灏又来到华宁里召集我们讲话，大意是说程部长要办一个讲武堂，地点预定在北校场营房，因为破旧，刻正修葺，尚需时日才能完成，军政部很穷，大家住旅馆负担过大，打算在这几天内搬进一个庙里去，自己起伙，可以省些，庙就在越秀公园的东北角，自明天起，大家去修整庙宇。大约三四天后，我们便由华宁里搬进了庙。没有床板，一律睡在铺有稻草的地上，并开始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
当我们到广州时，正是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亲自主持，会后发表了一篇在我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会宣言。我和陈赓用心研读了这篇宣言。在大会的决议中，确认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决定创办一个军官学校，地址设在黄埔岛上，所以这个学校以后就叫黄埔军校。我和陈赓很注意这个学校的成立及招生条件和招生日期，我们常到天字码头附近这个学校的筹备处去打听情况。大约在3月间我们就报名投考，4月间到中山大学参加考试，与考者达一千七八百人，能否录取，时萦心怀。发榜那天，我们一同去看，竟然都被录取了，心情十分兴奋和喜悦。5月初我们由天字码头乘船去黄埔，我被编在第1队，陈赓编在第3队，从此开始进人了新的生命和新的生活时期。和我们从长沙来到广州的大多数同学，他们进了程潜办的讲武堂。
关于黄埔军校创办时的组织、人事以及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等等，非本文所需叙述，现只简单地谈谈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组设大本营，与北洋军阀对抗，而真正拥护孙先生的军队是为数很少的，广州以东以南地区，多为叛军陈炯明等部所盘踞，在广州及其附近的军队为杨希阂滇军，刘震寰的桂军及粤军的一部分，都是军阀式的部队，他们割据地盘，把持税收，设娟设赌，无恶不作。同时香港的英帝国主义大力策划和支持陈廉白，在广州组织商团，反对孙中山的领导，故革命政府极不稳固，经常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黄埔军校成立后，滇军的一个军长范石生公开声称要派兵解决，我们常常是白天出操上课，晚上放哨，警惕着敌人的袭击。这样，于1924年9月就开始筹组军队，先建立两个教导团，新兵大部分是在苏、皖、豫一带招收送到上海后租船运来的，随着新兵的陆续到来，学校的教官、带队干部以及学生也就陆续调去管训新兵，所以我们受教育的实际时间还不到半年。到1925年初开始第一次东征，遂又回师广州，平定杨刘，是年10月又开始东征，大家忙于战争，我和陈赓不在一个团，没有会面的机会。到1926年1,2月间，我那时是教导第2团第4连连长，驻在潮州附近一个小学里。有一天，陈赓忽然来看我，喜出望外，相见甚为欢洽，叙谈了约两个小时。他告诉我，第二次东征时，他在第3师第7团当连长，在左翼作战，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随左翼部队前进。由于第3师是新编成的，突被敌人冲垮，部队溃散，总指挥部前后左右都是散兵，他的连担任蒋的警卫，竭力阻击敌军的前进，他并亲自背负着蒋介石过一条河，救了蒋的性命。我听了深佩其英勇。最后他要我参加共产党，我同意了。临走时他告诉我:“你们团长金佛庄也是共产党员，以后你就受他领导。”金佛庄小组成员有八九人，到现在还记得的有蔡盛熙、史书元两人，其他都想不起来了。不久，中山舰事起，金佛庄被调离了团长职务。随后，我被调到新成立的21师63团当营长，驻广州附近的石牌训练新兵。1926年7月出师北伐，陈赓由粤入湘、鄂，而21师于是年11月才由粤入赣、浙。我自到21师起就脱离了党的领导。1927年“四一二”事变发生，我因在浙江桐庐战役受伤，正住在苏州一家医院养伤，仿徨无路，遂写信给蒋介石叙述经过，蒋复信要我于伤愈后去南京见他，从此我便死心塌地跟着蒋介石走，而与陈赓分道扬镰了。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我奉命率所部36师进驻撞关。事变解决后，我率部人驻西安并担任西安警备司令。大约是在1937年4,5月间，陈赓由延安来到西安，久别重逢，甚为欢洽。我约他吃饭并叙述往事，他曾告诉我，有一个时期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被捕，解送到南京，蒋介石要他脱离共产党，并许以高官，他不答应，不久经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营救脱险。我听后深深地感到他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和对党的忠诚。
1949年12月19日我在四川峨边县的沙坪被俘，解送到重庆，关押于磁器口白公馆。
1950年春(具体日期记不清楚)，陈赓偕周兴(时任西南局公安部长)来看我们(我和曾扩清、钟彬)，自上午10时一直谈到下午4点多(由周兴叫公安人员备了午餐)，谈笑风生，毫无拘束，所谈多为国共两党二十多年来的一些事情。临别时陈赓亲切地嘱咐我们不要有任何精神负担，抓住这个时机多看点书也好。他还请周兴部长适当地照顾我们的生活。1959年12月4日人民政府特赦我们一批战犯。1960年春我和杜聿明、王耀武、郑庭岌、杨伯涛、周振强六人到北京南郊红星公社参加劳动。大约是在4,5月间，陈赓大将约我们六人到四川饭店吃饭，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见面第一句就说:“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大家开怀痛饮，畅谈往事。陈赓曾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孙中山先生不早死，大革命时期是由他领导，会不会弄得国共分裂，以至进行长期的内战呢?”每个人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当时我所说的意见是: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说，国共两党的分裂最后总是不可避免的，但孙中山先生的本质是革命的，是全心全意想把中国搞好，可能会和共产党合作下去，至少不至于搞到打内战。蒋介石的本质是反革命的，个人权力欲望高于一切，私心极重，所以国共很快就分裂了。而蒋介石的失败，也正在这方面。陈赓没有谈他个人的看法，他详细地问了每个人的家人情况，意气诚挚，令人感动。这次宴会，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最后陈赓大将说:“你们今天不必回去了。”他叫国防部王兴纲副处长为我们安排了住宿。
1960年10月19日上午国务院派了两辆小汽车接我们到颐和园，张治中在一栋别墅里休养，名义上说是由他请客，实际上是总理授意的。到中午，总理和夫人，陈赓大将、徐冰部长和夫人，童小鹏同志，邵力子夫妇以及屈武、郑洞国、侯镜如、黄雍、覃异之等共约30人先后来到，在会客室叙谈一会后即人席吃饭。席间总理曾风趣地说:“今年收成不好，毛主席都不吃肉，我们文白先生本事大，弄到这样多菜!”饭后在院内照了相，我和陈赓两人单独照了一张。然后我和陈赓沿湖边散步，谈得颇多，首先他告诉我，赫鲁晓夫想要控制我们，毛主席坚决拒绝，他就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真是可恶极了!今后我国可能会有一段短时期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但是我们一定能克服这些困难的。我曾对他说:“根据我在新疆工作三年的观察，俄国人的扩张主义是很严重的，如果王震兵团不进人新疆，新疆很可能变成外蒙古第二。”随后谈到长征，他叙述沿途的困难，尤以过雪山草地那种艰苦的情况，简直使人难以想象，其所以没有全部覆灭，主要就是毛主席坚决依靠人民的思想和他卓越的指挥天才。而蒋介石使用那些杂牌部队沿途堵截，一击即溃，也帮了我们的忙。他又谈到1949年10月间他指挥第4兵团由江西越大庚岭，在韶关一带击溃国民党刘安棋兵团后昼夜不停地追击，许多官兵脚上都起了水泡。快要到广州了，大家以为到广州一定可以休息一下，不料忽然接到毛主席的紧急电报，指示他的兵团迅即向雷州半岛前进，务必赶在桂系张淦兵团到来之前到达，广州的接收守备等事概不要管。结果，我兵团比张淦兵团先一天半到达雷州半岛，在该地区全歼桂系残余队伍10多万人。
1961年3月16日打开人民日报就见到陈赓大将以心脏病突发逝世的消息，给我以很大的震动。我饱含着热泪到中山堂参加了吊祭，我深深地感到这是国家的一个巨大损失。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丧失了我一生中难得的良友。他的伟大，他的忠诚，他的卓越指挥，他的无私无畏……已有许多人写文章歌颂他，悼念他，而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解放后的几次会面，他没有一点以胜利者自居的那种神气和训话式的满嘴教条，令我心折，令我永远不能忘怀。
(1984年1月原载湖南湘乡县党史办《党史资料》，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