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关光烈
关光烈
据我所知，关光烈在林彪麾下担任秘书的期间，堪称任职时间之最。
我与关光烈，同在50年代初由野战部队转调至中南军区机关。他任职于军区政治部组织部，而我则服务于司令部办公室，担任军区参谋长黄永胜的秘书。由于各自分居不同的院落，又鲜少有工作上的交集，因此我们并未相识。
1955年，中南军区的核心力量改编为广州军区，黄永胜荣任司令员一职，陶铸则担纲政治委员之重任。
我国军队实行的是在党委集体领导下，由首长分工负责的制度。陶铸身为军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尽管如此，鉴于他主要负责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职务，军区党委的常规活动便交由第二书记黄永胜主持。
依据惯例，党委工作的管理职责由政治机关承担。在此背景下，关光烈被委以重任，担任军区党委秘书一职，主要负责会议通知及记录工作。黄永胜作出召开会议的决定后，便由我负责通知关光烈，而他则负责具体执行会议安排。
军区党委常委办公会召开得尤为频繁，有时甚至每隔一个月或十天八天便有一次会议。我与关光烈的交往因而变得相当密切，我们之间的对话颇为投契。在那个运动不断、稍有不慎便可能招致责难的年代，我们无需彼此防范。
林彪与W秘书的片段
关光烈在1959年1月被任命为林彪的秘书。这次职务的调整实属偶然，以至于让人感到颇有些不可思议。
自1950年代中叶起，林彪每年冬季都会选择广州作为避寒之地，逗留时长往往长达一两个月，有时甚至更久。为此，他在广州市政府为叶群谋得了一个副局长职位，而林立衡与林立果姐弟则得以在军区大院旁的八一小学就读。
1958年12月，林彪携全家再度踏上南下的征途。初抵广州，停留数日之后，林彪夫妇转赴海南岛最南端的榆林要塞区大院，于元帅府内度过了一段时光。新年伊始，他们重返广州，并入住白云山军区鸡颈坑招待所的一号楼。
林彪彼时已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第六，然而鉴于他当时正处于疗养期，中央并未对他进行具体职务分配，因此他仅有配备了一名秘书。
该秘书姓W，即吴欣峰——编者有所注记。他出身于上海警备区，主要负责文件的收发以及林彪将军日常生活的管理，其角色大体上属于一名行政秘书。在1958年，彭德怀元帅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我有幸与他有过一次交流，总体印象平平。
林彪的身边并无年轻的女工作人员，然而，有消息反馈，在海南期间，W秘书与招待所的女工作人员之间显露出了几分轻浮之态。
林彪平日里话不多，秘书的日常事务向来由叶群负责处理。然而，此次他却罕见地提起兴致，将W秘书召至面前，指出他近期“有几分轻浮的迹象”，并希望他能严加自律。
实则，林彪的发言颇具节制：首先，他选用“轻浮”而非“轻佻”，这使得问题本质得以区分；其次，尚处于“苗头”阶段，尚未演变成既定事实。
不料，这位秘书的回应让在场的所有人无不感到震惊与困惑，他突然大声疾呼：“你这是诬陷！”
林彪未曾预料到，昔日百万雄师之主竟遭一名小秘书的无礼顶撞，他顿时愣住，随即怒不可遏，大声斥责道：
“你若仍旧拒绝接受教育，那么请离此而去，此处非你停留之地，也不宜再在此处工作。”
不料，那位秘书竟以一句出人意料的言辞回应，令林彪不禁愕然。
“你不是国防部长，无权如此！”
林彪怒火中烧，几十年来，在党内军内，竟无人敢对他如此无礼！他气得说不出话来，唯有指着W秘书，手指剧烈地颤抖。
“你，你，你快走！”
林彪与W秘书的激烈争执，瞬间传遍了整个一号楼，引得全体工作人员纷纷涌至现场。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紧急派遣的保卫干部陈维纲，迅速将W秘书带至楼外，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立即向上级进行了汇报。
在安抚了因愤怒而头晕目眩的林彪一番后，叶群随即向军区首长汇报了相关情况。
此刻，司令员黄永胜正于高等军事学院深造，而军区日常事务则由政委刘兴元负责。在向刘兴元简略报告了相关情况后，她提议为林彪挑选一位秘书。
刘兴元不敢有丝毫懈怠，即刻下令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火速将几位最杰出的秘书的档案送往叶群处，以便她进行挑选。在这份名单中，关光烈的档案尤为显眼。叶群很快便对其产生了兴趣。
接下来是面试环节。关光烈仪表堂堂，面容和蔼，聪慧干练，知识渊博。他不仅拥有丰富的机关工作经验，还曾担任过连队指导员，对基层情况了如指掌；此外，他出身于全军历史最悠久的127师，该师前身乃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战功卓著，被誉为“铁军”，林彪将军也曾在此服役。
林彪与叶群均甚为满意。因此，关光烈脱颖而出，荣任林彪元帅的贴身秘书。
他辛勤工作已近七年之久。起初的一年多里，他的身边唯有他一位秘书相伴。
1959年9月，林彪同志肩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以及国务院副总理的重任，接棒在庐山会议中被指认的“反党集团”首脑彭德怀元帅，同时兼任国防部长一职。
关光烈提及此事道：
自庐山归来，踏入毛家湾的胡同，便察觉到增多了不少便衣警卫的身影。身为国防部长，待遇自是迥然不同。
为了满足工作需求，“林办”应运而生，并相继迎来了数位秘书的加入。“林办”的主任一职，理所当然地由叶群担任，而关光烈则成为了秘书团队的领导者。
1965年，关光烈以一理由为由，申请调往部队工作，得到了林彪与叶群的批准，得以成行。他重返广州军区，被委以重任，分配至127师担任副政委一职。三年后，他凭借出色的表现，荣升为该师的政委。到了1969年底，关光烈所在的127师，随同其所属的43军接到命令，移防至河南洛阳地区，并正式划归武汉军区管辖。
被林立果团伙围困
他未曾料想，正当他在师政委的职位上如鱼得水，深得军区众多领导青睐之际，一场政治上的灾难正悄然向他逼近。
1971年9月8日，关光烈正身处军部，参与党代表大会的召开，突然接到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的紧急电话。电话那头，林立果告知关光烈：“首长”有要事相商，亟需他即刻赶往北京。
自关光烈自“林办”离职以来，便与其断绝了往来。他已远去多年，此次召见亦违背常规，他究竟被要求去执行何事？
然而，他不得提问。他向军政委王文德汇报了情况，尽管王文德也觉得此事颇为可疑，但副统帅的召见，他不得不遵命前往。
关光烈抵达北京后，立刻察觉事态不妙。原来，林立果竟打着林彪的名号，从事一系列违法的冒险行径。他随即陷入林立果及其同伙的严密包围之中。
林立果向关光烈透露了部分“底细”，随之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从127师调配喷火器、40火箭筒，以及筹备100套陆军制服等。然而，关光烈对此一一以各种理由予以婉拒。
两天之后，林立果见对方依旧毫无合作之意，无奈至极，只得命人购置了一张软卧火车票，将他送上列车，任其远行。
他重返部队之际，“九一三”事件突然而至。起初，他与众多同级干部一样，对此事一无所知。他亦未曾向任何人透露此次进京的细节。由于他选择缄口不言，旁人，包括军队的领导者，自然也就无从过问，此乃军中惯例。
一人做事一人当
在某个关键时刻，43军的领导层收到了来自上级的紧急指令：127师的师长张万年（日后荣升军委副主席，位列上将——编者注）及关光烈同志需一同前往郑州，参加一场至关重要的会议。
抵达郑州后，方始得知此行系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以武汉军区政委的身份，对他们进行了个别交谈。
刘建勋与张万年进行了简短的交流，具体交谈内容不得而知。
在与关光烈的交谈中，我向他提及了林彪发动武装政变未能得逞，随后搭乘飞机逃往国外一事。我要求关光烈详尽地描述他抵达北京后所参与的活动，以及林彪向他下达的具体指示。
关光烈直言不讳。
刘建勋内心总觉得尚有隐情未明，因此不断催促他放下心结，坦诚以告。此外，他对张万年的态度及其动态也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多次向关光烈询问，是否曾将前往北京的经过透露给张万年。
关光烈感慨道：“连妻子的秘密我都未曾透露，又怎能向他吐露？”
这才不再问了。
谈及此事，他言道：“我自当独自承担责任，绝不敢随波逐流，胡言乱语，误人子弟。”
关进秦城
关光烈转至北京。
经与负责“九一三”专案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多次沟通，纪登奎认为关光烈已将事情详情阐明。他劝诫关光烈放宽心绪，须知此案涉及的远不止他一人。纪登奎计划在适宜的时机，宣布将关光烈与其他相关人员一同解除干系。
他得以入住西山亚洲疗养院，那里对他的照料颇为宽松，住宿与饮食条件亦颇为优越。他心中迫切渴望早日重返部队，早日与家人团聚。然而，未曾想，自此之后，他音讯全无。
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关光烈心中暗想，前些年的困扰或许终于得以终结，他的问题应当能够得到解决。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不久之后的一个日子，他竟然被强制押送至秦城监狱，身份瞬间转变为一名真正的囚犯。
这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让关光烈陷入了绝望与迷茫的深渊，疾病如潮水般向他涌来，他的身体仿佛在一夜之间老去。
闭门思过数月后，他的河南妻子终于探悉了他的行踪，遂提出探望请求，并如愿获得了批准。
他的爱人携同双胞子女抵达秦城。关光烈现身于他们面前，两个孩子却怎么也无法将眼前这位形容憔悴的老人与记忆中的父亲形象相融合。他们带着一丝胆怯，轻声向母亲询问：“这位是爸爸吗？”
那时这位母亲内心充满了怎样的情绪？面对孩子们的询问，她又将如何回应？
被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同伙”。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新领导集体宣布，将就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展开公开审判。负责审理这两大集团主要犯罪嫌疑人的任务落在北京市，而60名被认定为其“同伙”的人员，则由他们曾经所属的各个大单位自行处理。
关光烈被遣返至武汉军区，其名字位列该名单的第44位。
关光烈接获通知：他涉嫌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武装政变阴谋，罪行严重，将依照法律程序，对他进行即将到来的审判。
1981年1月，随着北京“两案”的审判结果揭晓，武汉军区机关亦召开了盛大的会议，对关光烈进行了相应的宣判。
当接到通知，关光烈需出席审判之际，他预见到自己可能面临被戴上手铐、出席庭审后却又需解除手铐的情景。面对办案人员，他神色庄重地说道：
“众所周知，我的问题你们一清二楚，我的品行你们也心知肚明。若真让我戴上手铐出庭，届时可别怪我让你们尴尬不已！”
关光烈未佩戴手铐便步入了法庭。他最终被判处十年监禁。
我向关光烈提问：为何恰好是十年，对你判处了监禁？
“我关了近十年。”
出狱后开店谋生
出狱之际，关光烈手中空无一物，军籍、党籍、职务与级别尽失。在监禁岁月中，尽管未获得正式的定罪，他依旧领有工资。即便扣除期间的食宿费与零用钱，每月仍能余下百元以上。十年累积，这笔钱款已达万数，在当时可谓一笔可观的财富。
关光烈就这笔资金的去向向相关部门进行查询，得到的答复是“已上交”。既然资金已经上交，便无法再予以退还。起初的几年里，他每月仅能领到60元的生活补贴。
他的妻子，一位在解放战争时期应征入伍、自尊心坚毅的老兵，于1954年，随着中央军委的安排，众多女兵转业之际，她选择在广州轻工业学校深造四年，专攻酿造技术，最终成为一名专业的技术干部。
她原本居于127师家属区，自关光烈遭受审查以来，她不愿承受他人异样的目光，便带着两个子女搬至她任职的学校附近居住，从此不再踏入营区一步。
她起初担任了数年的小学教师，随后又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在关光烈被安置于洛阳之后，适逢当地的改革开放浪潮，她的专业技能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因此，她被分配至洛阳的一家啤酒厂，并担任了厂长的职务。
为了谋生，关光烈在龙门石窟周边开设了一家文物店铺，主要服务于外籍游客。随着他的名声在附近逐渐传开，居民们对他友好相待，并乐意伸出援手。
前往龙门观光的外国游客中，日本人占据了多数。他们对中华文化的魅力颇感兴趣。关光烈先生精通日语，不仅口才了得，还对历史与艺术有着深入的了解，因此他的生意颇为兴隆。
1987年7月，我踏上了前往西藏的路途，为那些在早年平叛战斗中英勇捐躯的战友们扫墓。归途中，我特意绕行至洛阳，专程拜访了关光烈。我造访了他那简朴的居所，并参观了其经营的文物商店。
自“9.13”事件爆发，关光烈身陷囹圄，度过了长达十年的牢狱生涯。服刑期满后，他在洛阳龙门石窟的周边开设了一家古玩店。这幅画面摄于1987年，记录了关光烈（图左侧）在其店铺内热情招待来宾的场景（摄影：迟泽厚）。
鉴于我们重逢于劫难之后，我担心提及“九一三”事件会触动他的心弦，因此刻意避免提起。然而，他似乎比我更加豁达，以轻松的语调调侃道：
“老迟啊，如今我经营着一家小店，生活自由而惬意，那感觉真是无比振奋！若当年便有如此政策，又何须那时整日提心吊胆，饱受那份辛劳之苦，最终却落得一场空？”
他实则是在用正面的话语来宽慰我，但这反而让我心头更加苦涩。我还能作何回应呢？
两年时光匆匆流逝，他应旧友们的盛情邀请，携同夫人再次踏上了广州的土地。鉴于他的人际关系广泛，众多熟人、昔日部下，他的南下消息不胫而走，迅速在广州传开。湛江、海口，乃至广西部分城市的旧友和前部下亦迅速得知此讯，纷纷伸出了相聚的橄榄枝。
他擅长书画技艺，求字求画者纷至沓来，尤其是广州的爱好者，人数多达数十，使得他应接不暇。
在那期间，我与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他将陷入那场政治风云的始末娓娓道来。
2002年五月，我再度踏上洛阳之旅，专程探望关光烈。我首先造访了他的府邸，不久之后，他亦至我下榻之处，予以回访。每一次的相聚，我们总能畅所欲言，进行一场没有拘束的深入交谈。
此刻，我已与众多“九一三”事件的亲历者有过交流，亦研读了若干常人难以窥见的资料，对此次事件的理解和思考愈发深入。
为更深入地剖析这场影响深远、波及广泛却因人为因素而显得错综复杂的政治事件，我向他倾注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不乏一些敏感之问。他始终坦诚地分享了自己的见解。
迟泽厚、关光烈谈话纪要
迟泽厚提及，一份文件指出，自全国解放以来，林彪长期以生病为由回避公务，即所谓的装病。那么，他实际上是否真的患有疾病呢？
关光烈：毫无疑问，他确实曾遭受疾病困扰。最初，他是在1938年遭受了国民党晋军的误击，留下了枪伤。而随后的诸多奇异病症，主要源于衡宝战役期间的遭遇。
1947年，我在东北有幸与林彪将军见过一面，那时的他，身体强健，气宇轩昂。1949年，随着南下的战事，却始终未能捕捉到白崇禧部队的主力。49军在青树坪遭遇了小小的挫折，他因此焦虑不已。林将军用兵从不轻率，总是深思熟虑，不断调整战略部署，几日几夜难以入眠。
衡宝战役甫告落幕，白崇禧麾下最为精锐的部队已悉数被歼，其自身亦力不从心，只得返回武汉寻求疗养。
此后，他再次抵达北京，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决定为他注射一种名为“苯巴比妥”或“鲁米那”的镇静药物，该药具有助眠的功效。
自林彪事件爆发，传闻纷起，有人诬指其沉迷于鸦片与吗啡之瘾，实则所指正是此类药物。
自投身于林彪麾下工作以来，他依旧日复一日地注射这类针剂。负责为他注射的，是一位男性卫生员——林彪的身边并无女性工作人员相伴，叶群解释称，此举旨在维护首长的形象。
林彪通常在晚上11时入睡，睡前会进行注射，注射完毕后，他人便不宜打扰。
翌日清晨醒来，林彪便习惯性地与正在接受注射的战士们分享昨晚的心得体会，同时不断提炼总结自己的经验。
林彪所患的病症，主要表现为神经过度兴奋。他对光线、水分以及风均感到恐惧，一旦提及腹泻便即刻发作，提及感冒则迅速感冒。
他患感冒的方式与众不同，仅以汗液为伴，鲜少出现喷嚏之状。即便感冒缠身，他亦不选择卧床休养，而是端正地坐在沙发上。众多医生对此病情皆感难以捉摸。
林彪体内遗留着一颗子弹头，深嵌于骨骼缝隙之中。鉴于手术风险较高，此物至今尚未被取出。
即便有人质疑林彪的健康状况，实际上他的多数内脏器官功能正常。
迟泽厚询问：有人指控林彪假装生病，声称他一顿饭能吃下一只兔子，这是真的吗？
关光烈惊呼：“哪有此事！”林彪的饭量极小，且饮食习惯颇为独特。他用餐时，菜肴中除了盐之外，别无他物加以调味。
一餐通常只包含一条小鱼、几片瘦猪肉、一份青菜、一盅汤以及一个小馒头，饮食的选择日渐局限，口味逐渐单一。
迟泽厚提问：林彪在庐山会议期间，对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一事，持有何种心理状态？
关光烈表示，林彪性格内敛，喜怒不露于表，私下里未曾听闻他对彭德怀有何评价。然而，我亲历了两次他坚决拒绝担任国防部长的情况。
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遭受了批评，随后被免去职务，由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一职。某次休会期间，我造访林彪的住所（我们并未同住），他嘱托我代为向总理传达，称其身体状况不佳，不宜继续担任国防部长一职。
他明确是让总理转告毛。
叶群在场，未发言。
我回身步出屋门，朝着山下的方向前行，仅仅走了二三十步，叶群便急匆匆地从屋内走出，拦住了我。她示意我暂缓拨打电话，并表示她需要先与“首长”进行一番商讨。
此后，关于此事便再无后续消息，究竟叶群与林彪之间是如何商量的，不得而知。
在1962年3月的某日，林彪不幸患上了感冒。是日，叶群乘坐林彪的“吉斯”轿车抵达王府井百货大楼。她嘱托我向毛泽东提交一份报告，内容是林彪身体状况堪忧，恳请辞去国防部长一职。
我即兴草拟了一份稿件，随即念给林彪审阅。林彪表示满意，我于是赶至办公室开始誊写。待稿件誊写完毕并妥善封装后，我便静候林彪座车的归来，待车辆抵达后，即刻将稿件发出。当时，林彪处仅此一辆车辆，且仅有此一辆车辆可进入中南海。
叶群归来了，一见到我便迫不及待地询问我外出期间有何见闻。我遂将林彪召见我并嘱托我写信一事娓娓道来。
她紧张地问：已发走？
我说还没有发。
她轻舒了一口气，命令道：“压低声势，压低声势！待我传回讯息。”
她屡次强调：凡她不在家时，林彪所交代的事务，无论紧急程度如何，均需等到她归家后始可处理。
林彪致毛泽东的报告，最终未能成行。至于其中内容，具体所言，我们无从得知。
迟泽厚：叶群如何？
关光烈指出，这位女性野心勃勃，手段高明。林彪对于复出政坛的态度并不热衷，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无奈之举。然而，叶群对此情有独钟，若林彪不选择“出山”，她便无法崭露头角。归根结底，她的目标是成为第一夫人。
林彪与叶群之间存在着矛盾。表面上，叶群似乎对林彪存有畏惧之心，她顺从并讨好林彪，但实际上，她拥有一套独特的应对策略，对林彪亦能施加不容小觑的影响力。在诸多行事中，林彪往往被蒙在鼓里，对叶群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迟泽厚：毛林关系如何？
关光烈道：“让我们具体谈谈。秘书在为林彪阅读文件时，一旦文件中包含毛泽东的指示，便会将文件保留下来。随后，他会不厌其烦地反复研读，用笔在文件上圈点、划线，深入思考指示的深层含义，并思索如何切实执行、巧妙迎合。”
谈及林彪对毛泽东的深厚情感，恐怕并非如此。
迟泽厚提问：众多人指出林彪性情冷淡，他个人是如何看待以及处理人际交往的？
关光烈指出，林彪的确性格孤僻，内向寡言。我曾咨询过林彪的三弟，他透露林彪自幼便如此，不喜多言。由此可见，这并非他官位提升后所生之病。
他向来不热衷于交际应酬，鲜少走亲访友，对于接待外宾、参加会见以及登上天安门等重要活动尤为感到烦恼。
他与罗荣桓将军共为战友数十年，在工作层面，他们的关系堪称融洽，然而私底下却鲜有交往。
尽管1963年12月传来了罗帅离世的消息，但他仍不顾路面覆盖着厚厚的大雪，交通不便，亲自下令即刻准备车辆，并要求我陪同他一同前往医院，以便他能独自与罗帅的遗体告别。
在众多杰出的军事将领中，林彪尤为看重粟裕。他曾特地指示我代为前往医院探望粟裕，而粟裕表现得十分从容，并未多言感激之词。
尽管林彪不喜与人交际，然而对待前来拜访的客人，他仍旧保持着谦恭有礼的态度。在我任职于“林办”的时期，他明确指示，对于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领导人，应随时接待，不受限制。“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情形，则已不再了解。
此外，他特别叮嘱：刘亚楼、陶铸、黄永胜、韩先楚四位资深部属将前来拜访，无需事先请示。
他擅长发掘并运用部属的长处，而对于那些全能却不突出的人才，他则并不特别青睐。尽管自尊心颇为强烈，但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他通常不会将责任归咎于下属。
迟泽厚：你看过林彪的“手令”吗？
关光烈回忆道：“林立果将我诱骗至北京，并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他出示了一封据称是林彪亲笔所书的‘手令’。”
“手令”并非仅有一份，既有横式书写，亦不乏竖式呈现。
他们取出那物，我并不感到意外。记得在“林办”任职期间，叶群便曾对秘书们言道，鉴于首长书写颇为吃力，众位不妨效仿其笔迹，必要时亦不妨代为批阅、代签。
众多秘书中，不乏热衷于模仿林彪书法者。对此，我明确表示反对，强调道：“纵然你们的学习态度值得肯定，但在我而言，即便无力阻止，本人亦绝不效仿。”
“小舰队”中也有人模仿林彪的字。“小舰队”有些人还是很聪明的。
迟泽厚困惑地问道：“我不明白的是，兄长您身为一位洞察秋毫的智者，且曾在中央秘书岗位任职多年，既然您已断定林立果是在利用林彪名义进行不法活动，为何没有向中南海汇报？若当时您上报，或许能阻止这一灾难的发生。”
（关光烈晋升为副军职，并被任命为43军政治部主任的命令草稿已妥当打印，正待发布与世人周知，“9.13”事件爆发，导致该命令失效，关光烈随即被捕，并开始接受相关审查——编者注）
关光烈：如今回顾往昔，一切似乎已愈发明朗。然而，当时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又有谁能预料到其中的原委呢！
然而，我深知这其中的关系错综复杂，一方是崇高的领袖，另一方被誉为副统帅。自离京已有六七年光景，我对内情一无所知，若贸然行事，恐怕会引发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
况且，我的行动受到限制，林立果等人对我进行了监视。
再者，自离中央机关已久，若真欲向高层反映实情，亦非易事，索性作罢。认命随缘，听之任之。毕竟，我并未行恶，便是我的本分。
迟泽厚：林彪想过结局吗？
关光烈指出，林彪性格内敛，情感不易表露。然而，经过我的观察，他似乎对自己的命运有所预判。然而，他未曾料想，结局竟如此之速，且惨烈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