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战役尘埃落定后，百万四野大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关内，整个战场的兵力对比瞬间逆转。当时，随着淮海、平津战场的捷报频传，国军的败局已定。在这种背景下，四野的一些将领在南下之前，半开玩笑地放出豪言，说光靠他们自己就能把剩下的活儿全干完。
这当然是胜利在望时的一种调侃，但也充满了四野将士们无与伦比的自信。那么，这个玩笑背后到底有多少现实支撑？如果历史真的这么演，渡江战役前，单凭一个兵强马壮的第四野战军，能否扫平国民党剩下的那一百五十万残兵败将？
四野的家底有多厚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盘盘四野当时的家底。1949年初，平津战役结束，全军迎来短暂的休整期。也就在这时，东北野战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兵力不减反增，建制也更加骇人。
四野当时采用的是“四四制”，一个军下面管着四个师，每个师都是一万两千到一万五千人的齐装满员状态。这么一算，一个军的兵力就超过六万人，像43军、45军这样的主力，兵力更是突破七万。这个规模，几乎等于国军一个兵团，但战斗力却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除了步兵人多势众，四野的特种兵部队更是堪称全军之最。下辖的炮兵第一师和第二师，就拥有252门75毫米口径以上的重炮。这还没算完，根据当时下发的《炮兵命令》，各军师都配有自己的炮兵团、炮兵营，林林总总加起来，四野的山、野、榴等重炮数量，保守估计超过了惊人的1044门。
相比之下，国军那边连凑齐500门都费劲，很多师级单位连一门山炮都看不到。我军过去打仗，最喜欢打扫战场缴获装备；可到了1949年，往往是打完仗一脸愁容，因为缴获的还没自己消耗的多。这种“富裕仗”，四野打得理直气壮。再加上坦克、高炮、工兵等技术兵种，整个四野南下前的总兵力已经逼近90万人。
纸糊的百万大军
再看看对面的国民党军。三大战役后，为了守住长江防线，老蒋下令疯狂抓壮丁，硬是把账面上的兵力凑回了240万。但这里面水分太大，包含了大量军校、后勤、党政人员，真正能拉上一线作战的，满打满算也就150万人。
这150万人还被分割在好几个战场上。江北有近50万人，包括困守太原的阎锡山、在西北的“二马”势力以及在关中地区准备阻挡彭总的胡宗南集团。这些人里，除了胡宗南的部队还有点中央军的底子，其余的基本都是地方杂牌，战斗力堪忧。
真正的重头戏，是部署在江南地区的那100万部队。其中70多万人被汤恩伯和白崇禧指挥，沿着千里长江摆开了一字长蛇阵，企图凭借天险苟延残喘。但问题是，这些部队的质量早已今非昔比。
老蒋赖以为傲的五大主力全军覆没，残存的美械军也只剩54军等少数单位。部队里充斥着大量没怎么训练过的新兵，士气极其低落。比如后来在荻港地区被我军一击即溃的88军，就是1948年5月才临时重建的，士兵在训练时就成批逃亡，军官更是带头偷懒，这样的部队怎么可能指望他们死战？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硬件上的巨大差距，其实已经预示了结局。但战争并非简单的数学题。国民党之所以兵败如山倒，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其内部的腐烂和人心的向背。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同样如此。解放军还没到江北，当地民众就捐献了大量粮食，帮助修路架桥，人心向背一目了然。
反观国军高层，蒋介石虽然宣布“引退”，却仍在幕后操控，把李宗仁推到台前搞“划江而治”的幻想。这种首鼠两端的态度，让前线将领也无所适从。桂系军阀出身的白崇禧，手握重兵却得不到信任，处处受到掣肘。汤恩伯名义上统领江防，可下面的部队根本不听号令。
渡江战役一打响，这种内部矛盾立刻总爆发。第八兵团的刘汝明一听对岸炮响，解放军已经过江，立马无视汤恩伯“坚守阵地”的命令，带着自己的部队扭头就跑，成了最早撤退的部队之一，反而损失最小。他的撤离，直接导致整个防线出现巨大缺口，引发了连锁反应。
更有甚者，许多部队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起义。江阴要塞的唐秉琳、王德荣等人阵前倒戈，直接让我军兵不血刃地瘫痪了国军的重要堡垒。这种从内部开始的崩盘，比正面的军事打击更为致命。士兵们在三大战役后就已对前途绝望，面对士气如虹的解放军，根本提不起任何抵抗的意志。
结语
回到最初的问题，仅靠四野一个野战军，能解放全中国吗？从纯军事实力对比来看，答案是肯定的。拥有压倒性炮火优势和精锐步兵的90万四野大军，对上装备差、士气低、内部四分五裂的150万国军残部，取胜只是时间问题。四野将领在青树坪、衡宝战役中表现出的强悍战斗力，也证明了他们有能力啃下任何硬骨头。
然而，我军最终选择了四大野战军协同作战的雷霆一击。这并非是出于胆怯，而是真正的大智慧。战争的目的在于尽快结束动乱，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终的和平。与其让四野单独去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不如集结全部主力，用泰山压顶之势，迅速摧垮敌人的抵抗意志，加速全国的解放。国民党的失败，根源在于其失去了民心，腐败到了骨子里，任何军事上的挣扎都已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