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初识陶铸
1930年10月的一个日子，身为厦门中心市委秘书长的我，在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的寓所内，邂逅了一位陌生的青年。他大约二十三四岁的年纪，身材并不高挑，却显得格外矫健。他那微黑的面容，带着青涩的腮帮，一头浓密且略带叛逆的硬发，粗犷的眉毛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身着一件咖啡色的广东衫，搭配西裤和皮鞋。虽然他不算魁梧英俊，也谈不上一副潇洒儒雅的风度，但身上却自有一股不容忽视的英气。
罗明为我们双方进行了相互介绍，我们彼此不禁愣神片刻。原来，他就是陶铸！
此名号，早在闽西之地便有所耳闻。那轰动中外的“厦门劫狱”事件，其总指挥的身份，更是令人谈之色变。一位海外游子亦基于此事创作了小说《小城春秋》，此作于1950年代成功改编为同名电影。。一批同志在历经监狱的磨难后，得以重获自由，他们纷纷投身于闽西苏区的革命事业。通过他们的口述，我得知陶铸同志是一位既英勇无畏又才华横溢的革命者，他的形象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正面印象。
陶铸未曾料想，那在民间传闻中，闽西苏区以泼辣干练著称的“母夜叉”，实则是一位面容白皙、秀发垂肩、服饰素雅、举止优雅的年轻女性，难怪他不禁感到惊讶不已。
然而，随即而来的是，我对陶铸之前的美好印象瞬间消失殆尽。
罗明与陶铸对谈，但陶铸却坐在那里，目光投向窗外，显得漠不关心，似乎对对话不甚在意。罗明不禁有些恼火，质问：“能不能态度积极一点？”陶铸也不甘示弱地回应：“难道我必须低头听你说话？”这一来，罗明气得久久无言以对。
初次相识，陶铸并未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随着我对他的深入了解和接触，我不得不对他的形象进行了重新评估。不久之后，在军委书记王海萍的夫人那里，我遇见了一个与我初印象截然不同的陶铸。
陶铸与王海萍，两人情谊深厚，如同手足。1928年，广州起义以失败告终，陶铸遂赴上海，中央安排他投身红四军。行至厦门，军委书记王海萍见其出身黄埔，历经南昌、广州两起义，深谙军事，实战经验丰富，遂恳切邀请他留下，投身兵运与武装斗争。起初，陶铸被派往厦门炮台服役三月，密谋兵变、夺枪暴动，后转而参与劫狱行动。劫狱大获成功，陶铸便留在了省委军委机关，与王海萍夫妇共居于机关之内。
曾有一时期，王海萍受命前往闽西进行巡视和指导工作。不幸的是，与此同时，他的妻子不幸患上急性腹膜炎。由于经济拮据，她未等病情完全康复便无奈提前出院，此后在家中生活无法自理。王海萍只得将妻子托付给陶铸照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前往闽西。
陶铸全力以赴地履行着战友的嘱托，对王海萍身患疾病的妻子给予了细致入微、充满温情的照料。他日复一日地奔走于内外，烹饪佳肴，喂药送水，即便是倒尿倒屎、清理污秽等琐事，他也一丝不苟、毫无怨言地承担。直至两个月后，王海萍得以归来。
耳闻目睹，我深感感动。
随后，在隐蔽的地下斗争中，我们这对原本扮演的假夫妇渐渐将戏中的角色融入了现实，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年轻时的曾志
02
中央通知：陶铸被捕叛变。
1933年三月，上海中央局发布了一则通知，指示陶铸同志即刻赴上海，另行分配工作任务。同时，省委书记一职将由组织部部长陈之枢同志接任。
面对此次调任，陶铸虽觉出乎意料，却对背后缘由一无所知。直至一个月后，他在上海被捕并身陷囹圄，方才逐渐厘清了事件的真相。
原来，中央派遣至福州执行巡视任务的巡视员朱××，曾就王明的评价向陶铸征询意见。陶铸性情率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不过是沾染了洋气，在我看来，他对中国革命的现实情况并不甚了解！”巡视员朱××返回上海后，如实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传达了陶铸的这番言论。此事激怒了王明，此次调动实际上是他以种种借口巧妙地将其撤职。
陶铸当时自然无法洞察王明的真实意图，然而，他已预感到我们即将结束这段关系。在此之前，我们这对名义上的夫妻，未曾真正地长久相依相伴。
在陶铸即将启程之际，他在一家旅馆租得了一间雅室，我们如同真正的伴侣一般，相濡以沫，一同度过了那段令人难忘的十天“蜜月”。四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在旅馆的大门前，难舍难分地互道珍重，依依惜别。
起初，我每周都能收到陶铸自上海寄来的两封信，虽然篇幅不长，却洋溢着满腔热情。然而，在收到四五封信之后，联络突然中断，音信全无。
二十余日之后，陈之枢莅临互济会机关，特地前来告知，中央传来紧急通知，陶铸于上海被捕，已叛变革命。
在黄埔军校那段光辉岁月里，陶家兄弟并肩作战，其中左起第一位为陶铸，而居中而坐的则是陶自强。
03
冒险汇款救陶铸命
1934年三月下旬，我意外地接到一封陶铸从南京监狱寄出的信，这封信是由福州的何老太太转交给我的。何家是我与外界联络的重要信使。信中，陶铸告诉我自己已被判刑，刑期之长，想来您不难想象，我已无出狱之望。他恳请我好好照顾母亲，代为尽孝。他还提到在狱中身体多病，若能回复，请将信件寄往南京军人监狱，一二七一号。
在陶铸被逮捕并拘留之际，他曾委托一位获释的难友，秘密地传递出一张仅掌心大小的破旧纸片，纸片上仅寥寥数语：“病情严重，住院治疗，恐无生还之望。”
纵然我对陶铸被捕叛变的传闻深表怀疑，现实却让我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这让我时常感到沉重的压抑与苦闷。我坚信那些流言蜚语，渴望能得知关于陶铸的真相。未曾想，一年之后，我终于收到了他的亲笔信件。
我将信件递交给叶飞审阅，我们共同认同，鉴于判处无期徒刑，这表明陶铸并未叛变。我向叶飞询问，鉴于陶铸病情严重，是否可以汇去一些款项以示关怀，他欣然同意。于是，我从被没收的财物中取出20元人民币，寄给了陶铸。
我给陶铸写了一封信，顺道进福安县城给陶铸汇款寄信。这可是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我当时已是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共产党要犯，悬赏3000块大洋。但是不这样做，我感情上又不能平静。就决心去冒这个险！
我随交通员的引导，悄然潜入县城。不久后，从城内地下党的口中得知，我离开不久，县城便迅速实施戒严，城门紧闭。警察和特务四处巡逻盘查，声称有位女共产党员潜入城中。
数年之后，陶铸获释出狱时向我透露，寄往福安的金钱与信件均顺利抵达。那时，他正饱受肺病折磨，咳血不止，我寄去的钱款无疑是雪中送炭。他购置了几瓶鱼肝油，病情得以缓解。此外，他还购买了大量书籍，将牢狱视为学堂，勤奋苦读数年，直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党中央才将他成功营救出狱。由此可见，那次冒险无疑是值得的！
1937年，陶铸等人士在历经艰难营救后重获自由，合影留念，画面中陶铸位于前排左侧。
04
重逢陶铸于武汉。
1937年9月，我抵达武汉之际，已得知陶铸自获释后，在湖北工委担任要职。甫抵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我便急忙写下便条，告知陶铸我已安抵此地，并请人将此信送往武昌。
“我腹中空空，咱们找个餐馆好好吃上一顿吧！”
我微笑着，静静地聆听他的诉说，内心交织着甜蜜与酸楚。他瘦弱得几乎脱相，四年的铁窗生活让他面色苍白，脸颊凹陷，愈发衬托出他那浓眉大眼。一件对襟盘扣的夹袄，挂在瘦骨嶙峋的身躯上，摇曳不定。他看起来哪里像二十八岁的青年，四十岁或许还更贴切一些。然而，从他谈话的语气，观察他眼中的神采，依旧能够感受到那个热情洋溢、思维敏锐、如火焰般燃烧的陶铸。
漫步于街头，他屡次侧转面庞，对我上下打量，仿佛初次相见，又似欲探究无遗。
我感到有些尴尬，不禁嗔怪道：“你这是怎么了？”
他嘴角上扬，欣喜地问道：“果真是你？这不会是梦吧？”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仿佛又回到了孩提时代。
他言道：“我自出狱的那日便迫不及待地给你寄去了信件，信中附上了你母亲的地址，然而二十余日过去，却始终没有你的音信，这让我心急如焚。未曾想到，此刻你竟奇迹般地出现在了我的眼前，这简直如同梦幻。”忽然又忆起一事，他哈哈一笑，说道：“当时我们正召开会议，突然收到了你的留言，我便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
钱瑛大姐戏谑地开我玩笑，说道：“曾志一到，瞧把陶铸乐成什么样，连汗毛都似要随风飘动！”
于一家不起眼的小餐馆内，我们边品尝美食，边低声分享着离别后的种种遭遇与经历。他透露，现身为中共湖北省工委（该组织曾是省临委及省委的前身）的委员，负责宣传、青年运动以及文化工作。目前，他正积极组织民众，筹备一场旨在保卫大武汉的游行活动，同时也在积极开展献金运动，联络各界上层人士，忙碌得乐在其中。
我对他说，我不过是途经武汉，不久之后便将踏上前往延安的“交通”之旅。他语气坚定，几乎不容置疑地说道：“你不必离去，留下来吧！”
内心纷扰，情感上我渴望留下，因我们已阔别四年半之久。然而，延安，那颗久藏心底的革命圣地，此番机遇实属难逢。因此，我含糊其辞地回应：“是上海党组织推荐我前往延安的。”
他诚挚地劝慰我：“留下来吧，我将向郭述申同志（省工委书记）提出请求！”
在深夜时分，陶铸说道：“此刻渡江已不可行，不如便在此处暂住一宿。”翌日清晨，他又返回了武昌。
第三日的清晨，我刚刚苏醒，便迎来了郭述申的到访。依照组织的安排，我将在武汉停留，并受省工委的指派，担任省妇委的书记一职。
陶铸、曾志在汉口
05
陶铸、李克农“三岔口”
我与陶铸在汉口租住了一处位于楼上的居所，而厨房则设在楼下，系与他人共享之空间。
夜已深至二更时分，陶铸却尚未归家。直至约莫二点半，楼下传来了敲门声。我急忙下楼开门，只见陶铸沉默不语，怒气冲冲地直上楼去。我趋前欲问个究竟，却发现他额头上隆起了一个犹如核桃般大小的肿块。
“难不成是遭遇了特务的袭击？”我焦急地询问他。他冷哼一声，愤愤地回答：“我可是跟长江局的李克农发生过争执！”
我猛地一惊：这不就是俗语中所说的“同室操戈”吗！众所周知，在营救陶铸等人出狱的过程中，李克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陶铸获释后，曾前往办事处，意图亲自向李克农表达他的感激之情，却不巧碰上李克农外出，未能如愿相见。自此，两人便始终未能相识。
当日，陶铸前往长江局拜访周恩来，他素来性情急躁，于是匆匆忙忙地跑上楼去。正行走间，楼梯口忽然蹿出一个人，声色俱厉地喝问：“何人，站住！”陶铸见对方态度恶劣，心中不悦，便反驳道：“你这人真是官僚作风，何必大呼小叫！”言犹在耳，对方已经一拳挥来。陶铸虽然有所防备，却也随手还以一掌，那人的眼镜随之脱手，摔得粉碎。紧接着，两人扭打在一起，从楼梯一直打到楼下的客厅，仍旧不肯罢休。
周恩来闻声迅速走出，声音严厉地喝问：“究竟发生了何事？”对方愤愤不平地回应：“有人强行要上楼！”周恩来定睛一看，认出那人是陶铸，随即转向陶铸说道：“那是李克农！”如此一来，两人这才平息了争端。然而，双方仍不甘心，一人指责道：“他未曾报明姓名！”另一人则辩称：“是他先动手打人！”
两位正值壮年、意气风发的高级干部，他们的这场精彩对决，在五十五年后，被《陶铸传》的作者幽默地称作“三岔口”。自此，每当陶铸与李克农重逢，提及这段往事，二人皆不禁相视而笑，喜形于色。
在武汉沦陷之后，我们不得不再次别离。陶铸踏上了鄂中的征程，而我则前往了鄂西的彼端。
1939年12月，我抵达了延安。次年5月，陶铸亦自鄂中穿越重庆，最终抵达了延安。随着抗战的胜利，我和陶铸共同转战至东北。然而，在“文革”期间，我们全家不幸遭遇困境。1969年11月30日，陶铸在合肥因冤屈而病逝。
陶铸、曾志及陶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