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初通过张春桥了解王洪文。
1967年伊始，张春桥与姚文元重返上海履职，不久后便需定期向毛主席及中央文革委员会提交书面报告，详述上海地区的最新动态。
徐景贤回忆，毛当时“委以张春桥重任，旨在令其甄选合适的新任上海市委领导候选人。”由此，毛泽东陆续从张春桥的一系列书面汇报中，逐渐获得了工总司及王洪文的情况。
1967年1月，在夺取权力之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应运而生，王洪文同志遂成为该委员会七位核心领导成员之一。根据当时市革会文件传阅的序列，王洪文同志位列第七位。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王少庸、徐景贤、王承龙、王洪文，这七位名字，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1967年7月21日至国庆节前夜，毛泽东始终寓居于上海。在那次砸烂“联司”的夜晚，他与张春桥一同乘坐防弹车抵达外滩。目睹工人造反派头戴藤编安全帽，手持长矛，坚定地守卫在市革委会的门前，毛泽东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称赞上海工人造反派成功地掌握了局势。
随后，在一场电视直播的批斗会现场，毛泽东目睹了王洪文的身影。彼时，王洪文正于会上进行总结发言，毛泽东聚精会神地聆听着他的讲话，张春桥在一旁向他详述着王洪文的背景信息。徐景贤回忆称，王洪文在电视上的形象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与王洪文首次握手，正是在1968年国庆佳节——10月1日。
王洪文担任上海代表团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的领队，与众多上海代表同住于中南海。
10月1日，阅兵仪式圆满落幕，马天水有幸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主席相逢。他向主席提及了王洪文渴望一睹尊容的愿望，主席欣然应允。
张春桥引领王洪文步入屏风后的贵宾接待厅，随后自行离去，独留王洪文一人在场。林彪亦一同在场。此次个别交谈，王洪文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
徐景贤后来深信，在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公开举荐王洪文，并对上海工人予以赞誉，同时确认上海局势的稳定，这一系列举动充分表明了毛泽东意图从工人阶级中挖掘和培养新一代力量的意图。
王洪文在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右一）。
自林彪兵败身陷困境，毛泽东所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便是挑选一位合适的接班人。历经深思熟虑与多重权衡，他最终选定了一位人选：王洪文。
选此人有双重意义。首先，他源于造反运动而崭露头角，他的继任不仅意味着“文革”的成果得以延续，更昭示着“文革”实现了辉煌的胜利。
其次，他曾亲身参与农耕、投身军旅、以及从事工业生产，集农民、士兵和工人三重身份于一身。
用毛泽东的话说：“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何不挑选一个姓氏为‘工’的人选？”
实际上，毛泽东心中所倾慕的，乃是张春桥。然而，他并未敢将其纳入考量之中。庐山会议的经历让他深刻领悟到，张春桥与老干部，尤其是军队中的资深将领，关系紧张，水火不容，因此不宜选择。
王洪文才干有限，选用他实属无奈之举。这一决定，对毛泽东而言，亦属权宜之计。选任此人，旨在稍作缓和张春桥与老一辈领导之间的纷争，而这场纷争已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毛泽东曾向林彪提及，将小张请上台接替我们的工作，顿时让他陷入了被众人瞩目的境地。
1973年，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主席与王洪文、周恩来总理共聚一堂。
“为何是他而非你？”尽管如此，林彪作为一位开国元勋，如今却要让周恩来屈尊成为“儿童团”的一员，这种情形荒谬至极，难以用言语形容。
读《汲郑列传》。
“陛下对待群臣，如同堆积的薪柴，后至者居上。”皇上闻言默然不语。稍后，汲黯离开，皇上感叹道：“果然，人不可无学识，观其言辞，其偏见日益加深。”
汲黯自幼便跻身九卿之列，堪称朝廷元老。他推崇黄老之术，对功名利禄淡泊以对。然而，即便如此，目睹那些攀附权贵、市井之徒，乃至自己的府吏，纷纷攀升至自己之上，他的心中也难免滋生出几分怨愤。对于汉武帝雄才大略、积薪式的用人之道，他难以理解。汉武帝虽敬重汲黯，却也忍不住对其不学无术的行为投以讥笑。
周恩来智谋非凡，他绝非可比之辈。对于王洪文的继任，他率先明确表示支持，并积极在各个场合为党政军中的资深同志们进行说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甚至不惜与许世友进行面对面的激烈辩论。
1973年，我国首都北京机场，周恩来总理及王洪文等领导人亲自莅临，热情迎接来访的法国总统蓬皮杜。
十大会上王洪文正式接班，十大的之前和之后，政治局两次开会批判周恩来。批判是否和接班有关，不敢妄测，但王副主席积极参加甚至主持过批判会，却是不争的事实。
批判会之激烈，令人心惊胆战，平日里对周礼敬仰备至的人，此刻相见亦如路人。周恩来身心俱疲，甚至已做好退场的准备。
不料间，毛泽东一番言辞，竟将那场狂风骤雨转变为和风丽日，更将责任推至那不可轻慢的“小将”之身。
历经这场生与死的考验，周恩来确实有必要一读《汲郑列传》的结尾篇章。
太史公曾言：“以汲黯、郑国的才智而言，若有权势，则宾客络绎不绝，人数可增至十倍；若失去权势，则门可罗雀。何况普通人呢？下邽的翟公有这样的话，他曾任职廷尉时，门庭若市，宾客盈门；而一旦被废黜，门外空旷，足以张网捕雀。当翟公再度担任廷尉，欲往拜访的宾客络绎不绝，翟公便在门前大书：‘一死一生，方知真交；一贫一富，方识人情；一贵一贱，方显交情。’汲黯、郑国亦有同感，令人感慨啊！”
实际上，在历史上，君王与宰相之间的矛盾并不鲜见。东晋时期的孝武帝与谢安便是其中一例。起初，谢安调度其子谢玄，在淝水之战中成功击败强敌苻坚，从而稳固了东晋的局势，使得武帝对其深信不疑。然而，随后因小人的挑拨离间，君臣之间产生了误会，国家陷入危急存亡之秋。在这关键时刻，大将桓伊凭借一曲筝笛合奏，巧妙地解开了君臣之间的心结。《晋书·桓伊传》中记载：
奴吹起笛声，（桓）伊随之抚弄筝弦，吟唱《怨诗》道：“君主难为，臣子更难。忠诚与信义之事，往往不被人明察，反而遭受猜疑与祸患。周公旦辅佐文武二帝，《金縢》之勋绩永垂不朽。推诚相待以辅佐王政，却遭二叔散播流言。”
桓伊的嗓音激昂豪迈，充满了悲怆与苍凉之感，歌声使得谢安泪水潸然，湿透了衣襟，武帝也显得颇有愧色。毛泽东特意让周恩来阅读《桓伊传》，其用意深远，可见一斑。
1972年，王洪文自上海调入中央，毛泽东便开始对他进行近距离的观察与培养，以期寻得合适的接班人。徐景贤曾言，毛泽东对王洪文寄予厚望，对他悉心指导，不厌其烦。然而，王洪文基础薄弱，如同扶不起的阿斗。据王洪文的秘书肖木所述，毛泽东曾提及张勋复辟的事件，当时老人的忧虑之情溢于言表，深怕“文革”中途夭折。而王洪文却对张勋其人一无所知，竟向毛泽东询问“毛辫子兵”是怎么回事，毛泽东便让他自行查阅资料。
肩负这样的学生，实属辛劳。在十大召开之前，王洪文特地前往上海进行调查研究。抵达市委康平路办公室后，他即刻派人紧急召唤朱永嘉。原来，毛泽东曾指示他研读《后汉书·刘盆子传》，但他对此感到困惑，未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于是趁返回上海的途中，急忙求助于朱永嘉，希望他能为自己讲解一番。
刘盆子，西汉末年赤眉起义军所拥立的领袖。鉴于名分之需，起义军决定推举一位刘姓皇室后裔为君。于是，他们挑选了三位人选，按照年龄的长幼顺序进行抓阄，最终年幼的刘盆子幸运地抓中，随即被拥立为帝。彼时年仅十五岁的刘盆子，刚刚牧牛归来，赤脚裸身，衣衫破旧，面对众人的跪拜，竟吓得几乎落泪。
“这不过是毛泽东对他的警示——切莫自负，你不过是一个刘盆子罢了。”
王洪文主持毛主席追悼会
行文至此，不禁让人回想起，1966年林彪接任要职之际，毛泽东亦曾建议他研读古籍，所选之书正是《三国志》中的《郭嘉传》。
郭嘉，曹操的重要谋士，在曹操起兵之初的诸多战役中，擒获吕布、击败袁绍、征讨袁尚，均赖郭嘉之力。遗憾的是，郭嘉英年早逝。在他离世之际，曹操对众臣感慨道：“诸君皆与我年龄相仿，唯独郭奉孝年纪最轻。本欲将身后之事交付于他，然而不幸中年陨落，真是命途多舛啊！”而赤壁之战的败北，曹操更是叹息道：“若郭奉孝在，绝不至有今日之败局。”
毛氏推荐林君阅读《郭嘉传》，其言辞间不禁流露出对林君深谋远虑与果断决策的赞许之情，同时亦透露出对他身患重疾的深切忧虑。在这短短的五六年时光里，毛泽东先生从青睐郭嘉至最终选择刘盆子，其内心世界恐怕经历了多么巨大的心理起伏。
朱永嘉逐字逐句地向王洪文阐释了《刘盆子传》的精髓，王洪文虽非愚钝之辈，亦已透彻领悟。然而，领悟虽透彻，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接班后的王洪文，吃酒、打牌、看电影、打猎，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连轴转。毛泽东病重时，政治局委员轮流值班，王值班时，竟丢下病人，偷偷溜到中南海去打野鸭子。徐景贤说他“比刘盆子还刘盆子”。
他与刘盆子相比，实难望其项背。刘盆子心地善良，且深知自己的局限，在兄长刘恭的协助下，曾多次婉拒帝位，却终究未能如愿。刘秀平定赤眉军后，对他深表同情，慷慨赐予丰厚的赏赐，因此刘盆子得以安享晚年，寿终正寝。
王洪文的命运却迥然不同，充满了悲剧色彩。“两案”涉案人员中，多数人得以保释出狱，而他，却不幸在秦城病逝。
秦城监狱，吴法宪曾对他说：当年我们打长春，你还小。（其时王在长春）一跃成为接班人，肩负起领导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重任，你应当深思，这样的岗位，你是否能稳住？
王洪文说：“已晚矣。”
话语间，流露出一抹“若知今日，何须当初”的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