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理工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79岁的日本光催化之父藤岛昭看着学生深夜还在操作仪器，不禁想起在东京理科大学时下午5点就必须关灯的场景。
他带着整个团队入驻上海理工，日媒称此举为“叛国”，但他在接受采访时只说：“科研不是茶道，不需要慢慢磨，需要一口气冲出来。 ”
这种场景正在中国多个实验室上演。 2024年一年就有超过四百名日本高端科研人员在中国长期任职，比2020年翻了四倍。
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数据显示，2018年度留在中国的日本学者已达18460人，连续4年呈现上升趋势。
表面看，高薪待遇是吸引人才的关键因素。 中国为顶尖科学家提供的薪资和科研启动资金确实远超日本。
野和田基晴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到4年100万元人民币的科研经费，而与他相同资历的学者在日本只能申请到约100万日元（约合6.3万元人民币）。
但真正让日本专家选择中国的，是日本科研体制的结构性问题。 日本大学中未满40岁的教员比重在2016年跌至23.4%，创下新低。
年轻学者谋求教职愈发困难，而资深学者则面临65岁强制退休的制度瓶颈。
一位匿名日本学者描述了中国与日本科研效率的鲜明对比：在日本采购一台实验设备需要半年时间，而在中国，安全评估通过后两个月就能到货。
京都大学副教授佐佐木在社交平台上写道，他为了等一台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在日本排队十个月，而中国苏州实验室的同款机器只用了三天就安装完成。
中国的科研协作方式也令日本学者感到惊讶。
野和田基晴指出，微信等社交工具的普及让学者之间的交流变得非常便捷：“大家在微信上建了不同的群，无论是教师之间的联络，还是团队内部讨论研究内容，都可以随时沟通。 我们的群特别活跃，你一言，我一语，时不时擦出思想火花。 ”
这种即时沟通与日本仍然依赖邮件的交流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面对日本国内对“技术流出”的担忧，从事天文学研究的岛袋隼士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基础科学说白了就是‘理论研究’，无所谓‘偷与不偷’。 这种不好‘变现’的学科，不存在技术流出的问题。 ”
数据显示，中国的研发投入已接近排名第一的美国。2000年前后，中国高被引论文数量还在全球第十左右。
而目前，已多年位列全球第二。 这种投入带来的设施改善是实实在在的。
日本学者在中国可以优先使用国际望远镜研究项目的最新数据，这在没有财政支持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
与此同时，日本的科研预算连续五年下降，平均一个教授一年能申请到的经费只够买两台离心机。
2024年，日本在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第13位，而根据《自然》杂志的数据，全球前20强科研城市中，中国已占据10个席位。
一位在中国高校任职的日籍教授田中（化名）指出，中国高校的教师数量远大于日本大学，授课任务和事务性工作占比低，可以更专心搞科研。
而且，只要不挑学校、不挑地点，学者就可以留在学术界，这在日本是很难想象的。
然而，中国科研界也并非完美。 田中教授提到，中国比日本更重视人脉，应聘高校里有无相识的中国老师会大大影响录取结果。
而且，这里的竞争激烈程度不亚于日本，甚至更高。
服部素之教授观察到，中国学习了美国高校的运营模式，更重视年轻人的自主性，评聘教授的时间也更短。
这种机制给了年轻学者更多机会，但也带来了更激烈的竞争。
在苏州工业园区，600多家日企中约95%设立了研发机构。这些研发中心不仅吸引了日本科学家，也为中国本土科研人员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机会。
日本专家不仅自己做项目，还大力培养本地科研人才，这种“传帮带”模式极大地提升了年轻人的科研能力。
随着合作的深入，中日科研合作已从初期的“中国学习日本”发展为互补共赢的模式。
日本专家在中国获得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生活保障和继续实现科研理想的机会，而中国科研机构则获得了宝贵的技术经验和国际视野。